但凡你不听吴王殿下的话，这帮子混蛋就时不时给你来个登陆突袭，虽说不像天津水师那样登陆就是人头滚滚，可是隔三差五的上来偷上你七八个首级、三五十只牛羊，回去向东方公司买好，那也是谁都受不了的。

如此，辽河套诸部不得不将主意打在女真建州部身上了。四十七年四月初，辽河套察哈尔蒙古海木骁部率先向女真建州部发难，绕过辽东边墙，途经女真海西部的地盘，突袭了塔鲁木卫所辖的四个女真建州部的屯寨，财货、粮食、牛羊马匹洗劫一空，擒杀了二十六人，俘获一百三十七人，四个屯寨也都付之一炬。

当海木骁部将首级与俘虏送至三岔河堡时，不仅按照《对辽河套诸部令》和《对女真建州部令》换得了相应的物资，还获得了十副明军棉甲和五个铁锅的奖励，而后带头效应就显现了出来。

紧接着，女真建州部便就受到了来自辽河套蒙古诸部、女真海西部、女真野人部的不断的袭扰，弄得努尔哈赤不得不命十子德格类率军北上，稳定边界的形势。

北面乱套了，南边也不怎么消停。四月下旬开始，朝鲜那边就不断有花马队越界袭扰，而且也是愈演愈烈，情况最糟的时候竟然一天之内有十余个屯寨被袭击，虽说这群土匪的战力也就那么回事，没有切实的造成什么损失，但是这样的情况却实属不怎么妙。

再到了五月初，这样的袭扰就明显的带有很强的组织性了，原本各自为战的花马队竟然会数股甚至是十数股合在一起搞事情，这也就直接影响到了努尔哈赤下一步行动的备战了。

而这样的有组织的破坏计划都是源于东方公司里的一个新人，孙远。

孙远本是京师正南坊人，自太祖父开始，家中出过两代进士、四代举人，可谓是官宦世家、书香门第。祖父进士出仕，以山东布政使司右参政任满致仕；父亲举人出仕，在陕西、山西干过四任知县；他更是以举人功名，出任延绥镇兵备道这样的紧要位置，成了举人出仕的典范。

但是他出事了，他被人举报通虏，走私兵器甲胄给鞑靼人，而且还是人脏并获，派出去走私的押运边军在路上被从大同镇调来的兵拿个正着，这事可是祸殃及满门的那种，论罪可是要诛三族的！

孙远早些年就中了举，而后连考三次均落了榜，就放弃了更进一步的想法，便通过在山西当知县的父亲活动，在三边总督衙门补了个正八品的实缺，这一干就是七年。之后便好似飞黄腾达了一般，一年之内连升三级，调任延绥镇兵备衙门任从六品转运副使，负责延绥镇军资钱饷的转运。

在边镇，如果不单设巡抚，那么就数驻地兵备道最牛了。什么总兵、副总兵、分守参将都得仰其鼻息。原因无他，兵备道是文官，而且兵备衙门还管着军镇的粮饷，所以说，这个只有从四品的官就是军镇的天了。

孙远在转运副使的位置上干了四年，而后因为在鞑靼部犯边中临危不乱、组织得当，不仅有力的保障了前方战事军需，还组织军余民壮据城而守，守土有功，便积功升任陕西按察使司延绥镇整饬兵备副使。

当然了，他能干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却也是延绥镇太穷，耕地稀少、穷山恶水，而且也太危险，面对鞑靼、首当其冲。正经的进士出身的官是不愿意来的，所以他这个举人出身、无依无靠的竟也坐上了这个要紧的位置，如此又干了两年。

而他之所以出事，还是因为这两件事。

一是延绥镇太穷了。耕地严重不足，榆林卫所辖的各卫所就没有“屯卫”这个编制，是九边中唯一一个完全依靠外部补给的边镇。立国之初，开中法及卫所军制严苛时，尚能维持，而后卫所制和开中法败坏，延绥镇的军户就难以为继了。到了嘉靖年间，延绥镇下辖卫所逃亡军户竟高达四成，嘉靖末年最高曾达到六成。

万历朝有所改观，在镇压宁夏哱拜之乱时，延绥镇各部在初期严守卫所，并出兵驰援宁夏后卫，坚守定边营、三山堡、青冈峡一线，使得哱拜叛军无法东进攻略延安、庆阳府，后麻贵、李如松先后主持平叛事时，还多次抽调延绥镇军民，当真是有些要恢复立国初时大军威风的意思，但到了万历后期，还是因为粮饷的问题，延绥镇再次出现大范围的军户逃亡。

延绥镇的辖区大部分是依附于长城沿线，多是崇山峻岭，也就是靠近庆阳府的那边有一些耕地，要自给自足就是痴人说梦。而朝廷调拨的军资粮饷到了他手里，即便他自己、整个兵备衙门、总兵、副总兵、参将等等一众将佐都不拿常例、不扣伙耗，也不够养活延绥的官兵的。

二是延绥镇太危险。正面对着鞑靼人的图赤赫部和赤拉萨部，这两个部落都不怎么着顺义王待见，根本就参与不了大规模边贸互市，只能以高昂的价格与口外的晋商交易，补充生活必须的食盐、铁锅等必备品，而且数量远远不能满足生存所需。为了生存只能靠抢，基本上年年都要南下犯边。

延绥镇、榆林卫便首当其冲，因此上至总兵、下至游击、守备都需要保持边军最基本的战力才能保命，因此仅有的钱粮也就都被用在了为数不多的亲兵家丁身上，即便如此面对两个饿极了眼的鞑靼部落的肆虐，也仅仅能保住几个大城，其他的就只能任其自生自灭了。

这就进入了一个死循环。鞑靼部落活不下去、只能南下抢掠，延绥镇缺兵少饷、难以抵御，老百姓年年被抢的一贫如洗、愈发穷困。如此，延绥镇是越来越穷，鞑靼部落是越抢越活不下去，越活不下去就更得频繁的抢掠，而越抢延绥镇便更穷，甚至连基本的生产都保证不了。同时频繁的抢掠更是使得双方仇深似海，年年抢、年年打、年年穷。

孙远来陕西虽是为了做官，可却也期望能实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理想，原来只是个从六品的转运副使，能做的不多，可是被升为兵备道后，便也想有一番作为。

于是乎便与延绥镇总兵等一众高级将佐商量出了与鞑靼部落私开互市的主意。

还别说，互市一开双方互通有无，能平平安安的换来，何必要拿命去抢呢于是双方还真就罢兵止戈，做起买卖来了。如此延绥镇获得了十分难得的喘息机会，能够踏实恢复生产，鞑靼部能够互通有无，解决了最基本的生活问题，虽说鞑靼部南下抢掠还是时有发生、但规模和频率都小了很多，一时间这东套地区还真就有了能缓过气来的迹象。

然而坏也就坏在这互市上，口外范家那是与鞑靼部互市的大东主，联合这十余家大户基本上垄断了大明与鞑靼的互市，延绥镇这边开市虽然仅局限在图赤赫部和赤拉萨部及周边几个小部族，对他们的影响可谓是微乎其微。但是，原本这些个部族都只能从这些大东家手里花重金交易，现在却能和延绥镇互通有无，谁还愿意舟车劳顿的去张家口挨宰呢

断人钱财、杀人父母！你延绥镇上下为了活路私开互市是你的事，可你开市影响了我发财，那就不共戴天了。

于是范家联合七八家受影响的大东主，花钱买通了三边总督府的关键人士和大同镇的有力人士，先是整备了数车兵器、甲胄伪装成一般货物，而后又行贿于延绥镇副总兵、请他出兵护送，之后又向延绥镇兵备衙门交了关饷，而后上报三边总督府诬告立案，最后联络大同镇越境截堵，硬是将这诬告给办成了人赃并获、证据确凿的铁案。

如果孙远是进士出身，这件事就不叫事，以座师、恩师为核心，以同年为枝蔓的朋党就完全可以将这种事化解掉。可孙远偏偏是个举人，没有参加朋党的资格，还身居高位，尽管这个高位没有正经进士出身的人愿意做。事发时他都还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便被锁拿去了西安，连辩解的机会都不给，就入了大牢待参。

到了这，孙远的结局就基本已经注定了。虽说是待参，可是人都抓到大牢里了，不砍你一刀，那对上对下又如何交待过去呢可孙远又是如何能与东方公司有牵扯，逃出升天不说，竟然还能代表东方公司主政辽东呢

这就还得再说一个人，便是孙远的弟弟，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