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青壮年集结，全副武装，拿起武器，每个人似乎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日常，彼此之间沉默得可怕，有几个强壮的男子拱卫在姊妹俩身边，随时准备好为美人冲锋陷阵。

除掉老幼妇孺，宣恩城里至少可以拉出一万五千人的青壮队伍来作战部署，这个数值算是非常可观了。

这个时期的土家男女还保持着原有的服饰特色，看着十分地泾渭分明。

土家男子穿琵琶襟上衣，缠青丝头帕。

妇女穿着左襟大褂，滚两三道花边，衣袖比较宽大，下面镶边筒裤或八幅罗裙，喜欢佩戴各种金、银、玉质饰物，但是并没有苗族那样的银头饰、银项圈。

秦汉之后，土家先民服饰已具有浓郁的民族特征，《后汉书》中所记述的“武陵蛮”、“五溪蛮”“好五色衣”，表明了土家先民喜“斑斓”服饰的审美倾向。

到了南宋，在唐代即已蓬勃兴起的织锦业此时已进入全盛时期，同时，用五彩华美的织锦制作服饰亦自然成为了土家人的最爱，南宋《溪蛮丛笑》对此有描述：“绩五色线为方，文采斑斓可见。俗用为被或衣裙，或作巾，故又称峒布。”《大明一统志》、同治年间《龙山县志》亦多有记载。

土家人崇尚繁丽多姿的服饰习俗，一直延续到清“改土归流”之前，改土归流前，土家服饰沿袭旧习：“男女垂发，短衣跣足”“男女服饰均皆一式，头裹刺花巾帕，衣裙尽刺花边。”（清乾隆《永顺府志》）。

到了乾隆二十年间，土家民族形象第一次以草图形式在《皇清职贡图》里清晰呈现：此时永顺、保靖等地区的部分土家男人已开始着裤，上衣为圆领短袍，衣长至大腿，包头巾，系腰带，裹绑腿；女人则“高髻螺鬟”，内穿立领短袍，外套对襟背心，下着过膝百褶裙，以布缠腿。

在后世，张家界出土了一具完好的明代土家妇女的遗体，是迄今为止所能看到最早的土家妇女服饰实物，与《皇清职贡图》所绘制的及文献资料所记载的土家妇女服饰几乎一致。

虽然出土实物上衣为交领右衽大襟，而《皇清职贡图》所绘制的为立领短袍外套对襟背心，但两者皆为中国明代典型的妇女服饰形制。

只是衣长要短于汉族贵族女子的长度，这是因为明时对庶民服饰有严厉规定：“庶人衣长，离地5寸”。由此也可看出，在长期与汉民族的交往当中，土家文化与汉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汇融合。

土家族“男女一式”的百褶裙，保留了远古时代“裳”的遗风。在我国古史记载中，有“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之说。这是最古老的裙子样式，类似围裙的形状，为一帘式样。

“改土归流”，成为了土家服饰的重要转折点。

当时清政府派去的流官，不断对土司时期的习俗加以禁止，也包括服饰在内。

永顺知府袁承宠在雍正八年颁布：“服饰宜分男女也”；保靖知县也“限一年，尔民岁时优腊，婚丧宴会之际，照汉人服色。”

从此，土家族服饰男女一式的外观形式得以彻底改变，男性由穿刺花衣裙而改穿满装；妇女则上穿满装，下着汉裙，即八副罗裙。

这一时期，由于汉人商贾把大批进口“洋布”（旧时指机器织出的平纹布）带入土家地区，洋布的质优价廉，逐渐替代了土家人自己纺织的溪布、斑布。

织锦除了用于被面、祭祀时的披毯或孩子的盖裙外，几乎不再用于服饰。

大多数土家民众服饰非常简朴，据《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九·风俗志记载：土家服饰“俗尚简朴”，“无奢靡之风”。

此时的土家族服饰已不如以前那样鲜艳，喜好“五色斑衣”的习俗逐渐向“尚简朴”演变，就如土家俗谚所云：“好吃不过茶泡饭，好看不过素打扮”。

不过，土家服饰虽然在外在形制上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和融合，但却在内在的灵魂里保留着土家族自身的民族性格，主要体现在图腾崇拜、工艺特征和独特的审美视觉等方面。

在土家族人的心中，繁多的色彩中，红色则最受人青睐。

红色有着热烈、鲜艳、醒目、样和之感，因此喜红者诸多。

有色必有红，久而久之，不但在服饰上而且在生活上也形成了无红不成喜，有喜必有红之俗。

“改土归流”后，由于受封建王朝的压制，以及中原文化的强大影响，土家族的服饰男女服装均为满襟款式，改掉了“男女服饰不分”的民族服装，加以土家族的家织花边，保持着本民族服装的浓厚特色……

这一点，在其他的土家青壮年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唯独在覃伊这里，有点“鹤立鸡群”的样子。

她在各方面都看着不像个普通的土家妹子，倒像个即将冲上战场的将军，而且她的身高，比自己之前进城时见过的许多土家妇女都高了不少，自己认识的女子里，也只有苏月娥能够压她一筹。

很快，又有一队人马突兀地杀出，高喊着自己听不懂的土家语，不过看对方的表情，显然不是什么好兆头，多半就是容美土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