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城中，大将郭权蹬蹬蹬几步进了牧府，当面拜见了石生，面色严峻道：“禀大帅，长安那边的最新消息，高岳亲自整肃了内衙，冯亮完了，闫森也死了。”

闫森是内衙冯亮的亲信，不久前才被石生想法设法暗中拉拢到手，正准备通过他再与冯亮搭上头，结果两人都倒台了。这下，从前的各种花费，都算作了流水账，好算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白费了力气。

石生思忖良久，方才皱着眉道：“咱们这条线，看来是断了，长安暂时没有咱们的主要耳目了。不过也没关系，咱们将目标换换，可以从另一面着手……这样，你去如此如此安排一下，一旦有机会便立即下手！”

且说到了太宁三年年末的时候，皇帝司马绍病重，不久后驾崩，享年才二十七岁，追谥为明皇帝，庙号肃宗。皇太子司马衍继位，年方五岁，由三朝元老司徒王导、新贵外戚中书令庾亮等七大臣共同辅政，但此时朝廷一切政务都由庾亮最终决策定夺。

庾亮乃是皇帝司马衍的舅父。他上台执政后，一改从前王导的宽和之风，改以严厉峻急之法，且庾亮本身又自命不凡，往往听不进各种规劝，故而导致大失人心。朝廷内，南顿王司马宗等权贵心怀不满；朝廷外，豫州刺史祖约、荆州刺史陶侃、历阳内史苏峻等强藩更是怨气冲天，朝野上下一度混乱。

高岳虽然曾与先帝司马绍不睦，到了后期更是与朝廷毫不往来形同陌路，但国丧凶信传来时，高岳还是按照藩镇规格，以人臣之礼致哀、祭祀，并上疏回报。等到朝廷诏书复来，言辞间对高岳表示赞许，多有抚慰之意。高岳很是高兴，为进一步主动破冰，遣使团去往建康，当面呈上各种奠仪，转达秦王真挚的心意。

不久，使者回到长安，向高岳呈上朝廷实际主政者、中书令庾亮的私人密信，却是向高岳索取传国玉玺，并暗示说若是不给，那么高岳便是叛逆无疑，将为朝廷乃至天下所不容。高岳当即怒起，再不做只言片语的回复，断绝与建康的一切往来，并密令驻兵新野的梁州刺史谢艾，可以随时寻机攻讨荆州，不须再有顾虑。

西南梁州方面，军需充其量勉强自给自足，但在中原及北方，秦国不得不采取守势。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物资粮饷的问题，后勤补给跟不上，便无法主动进击。此间，高岳特地召见了曹莫，询问专业事宜。曹莫长期活跃在田间，如今须发更白，愈显沧桑，但精神面貌仍然神采奕奕，他对目前的窘迫状况仍保持乐观，说这只是暂时性的问题，河套的农事颇为兴盛，基础是好的，只是此前几年战事太过频繁，供小于求，才致使库存余额紧张。他向高岳保证，只要给他两年时间缓睱，届时保证又可以让国库充盈起来。

故而眼下，高岳一度想攻讨洛阳而不可得。而后赵自河北、江淮、东北乃至并州等地，大肆抢掠征集粮食，并且占领洛阳之后，得到了前赵来不及带走的诸多财物，在供给方面一时充足。石勒屡次向高岳索取传国宝玺软硬兼施而皆不得，于是愤恨不已，命令司州牧石生频繁举兵西向，迭相进攻，秦军只内恃潼关，外倚弘农郡湖县，雷七指与吴夏二人竭力据守抗衡，确保长安无虞。

但石赵也无法尽全力来专攻关中谋取长安。除去东北方向的段部、青州方面的军阀徐龛、南方的东晋豫州刺史祖约等各处隐患还在外，一个主要原因，乃是北方的秦国盛州，不停地出兵南下袭扰，也牵扯了赵国的很大一部分精力。

秦盛州刺史胡崧，虽也无力发动大规模远讨，但刻意每每南侵，往往都是小股轻骑，往来飙忽，滋扰县城扫荡乡镇，专门劫掠物资迁走人口，后赵并州雁门郡一带，无有宁日。后赵并州牧石堪，也曾出兵抵御甚至拟进入代地报复，但胡崧的策略却是从不正面迎战，往往都是你来我便走，带着敌人四处兜圈没有目的。后赵大军若是进了盛州境内，胡崧又是凭着地利，四处设伏，断绝赵军水源粮道，石堪多半无功而返，很是头疼不已。后来听从幕僚建议，干脆也化整为零，派出多批士兵，潜入代地境内杀戮牧民掠夺牛羊，和盛州针锋相对。

故而眼下情况，石赵与高秦两国，一个是憋足了劲想一拳彻底打倒对方，但无奈对方防御坚固找不到下手之处；另一个却是在严密防御的表面下，想快速的养精蓄锐积攒力量，然后突然爆发，将对头一击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