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这个良好的时机，子产开始在郑国推行“丘赋”制度，估计就是类似于当年鲁国搞的“丘甲”制度类似，大致上就是将农民按照“丘”的规模进行编制，然后按照一个“丘”的规模，计算应该出多少赋税，或者是出多少甲士的意思，目的就是增加赋税的收入或者是扩大征兵的范围，但是，这样一来，就等于打破了以前的规矩，进行了改革，必然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所以很多人开始就咒骂子产这个“野心派的改革家”。

甚至说：他的父亲子国在鲁襄公十年，因为郑国内乱被杀，也是因为这个儿子子产太毒了的原因，儿子克死了父亲，子产就像是蝎子的尾巴，太毒了，他这样的改革并发布命令，郑国将要怎么办？

子产很坦然，他认为只要是有利国家，他自己个人的得失和生死就不要紧，何必去关心那些闲话和诬陷。

为了让郑国的人都知道自己的政策，和违反政策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子产于鲁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郑简公三十年)三月，郑国的正卿(相当于宰相)子产，主持制定了一套国家法律--刑书。刑书先是写在竹木简上，由国家的官吏掌握施行。之后，子产下令把刑书铸在鼎上，放在王宫门口。让全国百姓都能够看到这个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

这也是子产，对他从公元前543年以来，所进行的诸项改革的总结。

这个事情对晋国的大臣叔向震动很大，他连忙向子产写信，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其中就有很多符合当时执政理念的观点，我们既不说他的观点是落后的，也不能说他的意见是反动的，这都是历史环境中的必然产物。

叔向首先在信中对子产进行否定，并提出以前自己很看重子产，而现在并不是这样的观点了，主要就是基于以下的问题：

“在以前的国君衡量臣民是否犯罪，是根据犯罪的轻重来衡量，并不是根据法律条文，主要就是害怕老百姓有攀比之心。其实这就是身份的区别，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区别，如果平民好贵族一样标准，社会岂不是乱了？”

对于叔向的这个观点，我们千万不能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思想来衡量，这可是先秦时期的社会状态。

叔向还认为：

“管理国家的基础是靠着道义来防范，用政令来约束，用礼仪来奉行，用信用来保持，用仁爱来奉养，用爵位俸禄来理顺，用刑法来威慑！”

这里面我们就能大致的看出一个：道、令、礼、信、仁、爵、法的管理理念，其中，“法”只是一个条件而已，如果单纯的把“法”作为重要的前提和标准，那么那些道、令、礼、信、仁、爵等就会消亡，导致社会的混乱，这个观点不能说都是糟粕，这里面有很多“精神文明”的内容，单纯的以“法”来衡量，势必过于机械。

对于如何教育臣民，叔向接着提出了一系列的办法：

“用‘忠’来教诲百姓；用‘德’来奖励百姓；用‘教’来教育百姓；用‘仁’来驱使百姓；敬重的面对他们，威严的管理他们，强势的对付他们。即便这样还不行，还要寻找贤能的官员，明朝秋毫的官吏，慈祥的乡长，德道高的教师，这样老百姓才能愿意为我们使用。”

叔向批评子产说：

“人民如果知道了法律内容，就会对上级不恭敬，而且会产生攀比之心，并且来随意的引用法律作为依据，法律不能全部概括，就会造成逃避法律的想法，那样一来，就没法治理他们了。

其实，一个盛大的王朝靠的是仁义礼智，而非是刑法，你看，夏朝有了违反政令的人，才制定了《禹刑》，商朝有了违反政令的人，才制定了《汤刑》，周朝有了违法的人，才制定了《九刑》，这些刑法，都是在各个朝代的衰落的时期制定的，因此，衰落的标志才是制定大量的刑法，而不是靠德行治国。

现在，你子产不正是因为在辅佐郑国后，划定田界和改革才招来批评和谴责，你才效仿了这三个刑法，铸刑法于鼎的吗，用这种办法管理百姓，是不是也太困难了。

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必然会订立更多的法律，可能说的就是你这种情况吧！”

子产收到叔向的书信后，回信给叔向说：

“叔向大人，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就是因为我的才干不足，不能考虑到子孙后代的问题了。现在我考虑的是如何救国，救世，救人民，虽然我的意见不敢和你苟同，但是从心里是十分的感谢你的大恩大德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