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亲自签发的调令很快就下来了，林一凡终于带着“利刃特战队”回到了久违的大别山，先行一步的朱国睿提前把他们要回来的消息告诉了根据地的大家。

大别山的那些老朋友们可以说是又惊又喜，甚至在张卫国的提议下，自发为他们准备了一个大张旗鼓的欢迎仪式。

然后，林一凡便顶着“第五战区大别山抗日根据地参谋总长”的头衔开始了整合周边的各军，在大别山地区组建一支全新的抗战力量。

对此，孔森自然是全力支持的，他现在已经凭着战功当上了独立师的师长了，以张卫国和朱国睿为首的大别山纵队也是第一个摇旗站队，再加上有了李宗仁态度鲜明的支持，林一凡其实是很有把握的。

当然，在此之前，林一凡选择了先结婚，他很快就在根据地和朱小倩完成了婚礼，婚礼办的十分简洁，除了利刃特战队的大家伙，野战医院的护士们，张卫国、朱国睿和孔森等人之外，林一凡甚至没有邀请其他什么人，李宗仁这个知情人也只是意思意思的发来了一封贺词。

而婚礼一结束，第二天林一凡随即在根据地的指挥室内召集了第五战区各部大军的师长、军长等人，要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下一步进攻六安市和安庆市，特别是后者，以截断华东地区日军对这些地方的救援，配合第九战区收复武昌、南昌的计划。

因为上次的疏忽被国军捡了漏之后，日军如今重新加强了对南昌和武昌地区的防守，第11军所属的7个师团、4个旅团88个大队尽量调用在南昌一线。

还从长江下游第13军所属的第15、第22师团各抽调1个支队共7个大队配属到武昌，此外，还有第3飞行团、海军“中国方面舰队”第1遣华舰队及第2联合航空队协同。

随着随枣会战和长沙会战的接连失败，在湖南方向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日军又连续进行了其他尝试，首先便是以两栖登陆的方式，于1939年11月突然攻击了广西南部，以切断越北至广西的交通线为目的，日本方面称之为“南宁攻略”，而中国方面称为“桂南会战”。

在“桂南会战”期间，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昆仑关战役”，杜聿明第5军死磕日军精锐第5师团，最终中日两军在昆仑关一线形成对峙，至少从表面来看，对重庆政府没有形成什么实质性的军事压迫。

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最终因作战不力被剥夺了兵权，撤掉了司令官的职位，而作为西尾寿造总指挥官职位的接替者则是——畑俊六，这可是一个更加心狠手辣的“刽子手”。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畑俊六于1938年2月派往中国任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率部发起武汉作战。8月上旬，指挥30万日军沿长江南北两个方向由东向西进攻。10月26日，中国军队向西、向南撤退，畑俊六率日军占领了“九省通衢”武汉。

在会战中，畑俊六所率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法，使用毒气375次，发射毒气弹4万颗以上。在熘俊六的纵容和唆使下，凶残的日军占领武汉后，到处杀人放火，**掳掠，无恶不作，广大人民群众对日军的暴行无不恨之入骨。

1939年8月，畑俊六调回日本国内任内阁的陆军大臣。在此期间，他参与了内阁对各项侵略计划的设计和决策，以新的气势继续进行侵华战争，在南京炮制了汪精卫傀儡政权，实施了控制法属印度支那的计划，并就有关荷属东印度问题与荷兰进行了谈判。

他还支持日本的“南进”政策，赞成日本侵占东南亚及南方各地区。为实现南进的目标，他同意在国内以大政翼赞会取代政党，进一步实现法西斯化，在国外促进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条约的签订。

在原本的历史上，直到1941年3月，畑俊六才被日军大本营任命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继续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

对中国解放区，他和岗村宁次一样，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和毁灭性“扫荡”，肆意屠杀无辜平民，许多村庄被洗劫一空。在国民党正面战场，则是攻略与施暴并行，每攻占一个地方，就制造一桩惨案。

1943年5月，日本中国派遣军在攻陷湖南汉寿等地后所制造的“厂窖惨案”，就是一个恶劣的例子。在这次惨案中，3000日军以4天时间共枪杀手无寸铁的男女同胞达3万多人，伤残3000多人，强奸妇女2000多人，满门杀绝的2000户以上。

美丽的厂窖顿时血流成河，尸骨如山，遍地焦土，一片荒凉。作为侵华日军最高司令官，对其下属部队的种种暴行是负有直接罪责的。

1944年春，为挽救日军在太平洋的失败，畑俊六根据大本营的命令，集中51万兵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作战。

在历时8个月的作战中，基本打通了平汉、粤汉和湘桂等铁路线，侵占了豫、湘、桂、粤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使中国又有20多万平方干米土地和6000万人口沦于日寇铁蹄之下，给中国抗战造成巨大危害，也给亿万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灾难。

由于这一次的所谓“卓越战功”，畑俊六于1944年6月被授予元帅称号，获得了天皇颁发的一级“金鵄”勋章。1944年11月，日军大本营下令畑俊六转任陆军教育总监，继续支持对中国和西方进行侵略战争。1945年4月，调任驻本土日军第二总军司令，准备进行本土决战。

畑俊六作为日本法西斯军队重要头目之一，长时间担任侵华日军高级职务，积极奉行侵华政策和进行侵华战争，在中国犯下了种种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而日本投降后，根据中国政府的指控和强烈要求，驻日盟军总部于1945年9月13日下令将熘俊六作为甲级战犯逮捕收监，把他送到了被告席上。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过公开审理后作出最后判决，11名大法官以5：6的票数对战犯烟俊六处以无期徒刑。

法官团其中的5票是赞成处以死刑的，6票是赞成无期徒刑的，这厮再次死里逃生，其核心原因是畑俊六主要罪行都集中在中国的侵略战场，没有参与太平洋战争，美英等国家的法官们有点麻木不仁，非常可恶。

而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活动和包庇下，畑俊六仅仅坐了六年的牢房就于1954年被假释“保外就医”，1958年干脆被赦免。

1962年5月10日畑俊六在出席战死日军祭奠活动期间，突然暴卒于一家名字叫“龟文馆”的旅馆房间里，才结束了其不知悔改的罪恶一生。

现在因为林一凡在长沙会战中的行动，畑俊六提前被日军派到了华东战区，为了扭转战局，一上任，他便着手调度起了华东的日军兵力部署，并且停止了正面战场全局性战略进攻，转而巩固已占领地区，实行“以战养战”政策。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一些军官认为，对于解决“中国事变”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打到重庆，二是从中国撤军。可是若想打到重庆和延安，就需要给中国战场增援不低于15个师团的兵力，在实行对苏警戒的前提下，日军显然没有这个能力。

而至于从中国撤军，内阁和陆军省又不可能接受，对于喜欢弱肉强食和占便宜成瘾的日本人来说，把吃到嘴里的肉再吐出来，那简直是不可想像的。既然不能在短时间内用武力取胜，那就得耗下去，耗到重庆政府坚持不下去而求和或者投降。

日本政府和军部同时是这么想的，所以这一时期，连续出现了日本和重庆方面秘密接触进行谈判的所谓“桐工作”、日本要求英法关闭滇缅公路和滇越铁路、日军武装进入越南北部等种种情况，然而，以日本人的性格，但凡能够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怎么可能跟重庆政府搞什么“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