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牧场完全能做到生益，重要的是管理，而东周时的私人管理有成功的实例。

运输部门也是一个重经济部门，原先的漕动由一些官员和帮会控制，内部乌烟瘴气，很肮脏。晋商原先也是垄断商人，排弃其他一切商人加入。

中华同盟的商业贸易，以大明的礼法为基础，以商人自主经营为主导。礼法化就是要排除一些地方官、帮会、大商人等势力的控制，建立正常的秩序，商业必须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有人加入，不断的竞争，才能发展。

政府以不介入商业为主，但对一些重要部门，对人生活有重大关系的物资，必须适当的管理，必要时也可调原先信王时期的掌握了商业原则的按商业原则办事的人适当的介入。

西域有许多经商的人，汉人也有许多经商人，商人中有本份商人，也有奸诈欺人的商人。

象蒙古族等北方民族，商人极少，又习惯于唯武定是非，只有对错，也只有敌我，对商人中那种即是互通有无，似我的一面，又想多赚钱的人，似敌的一面，一时就敌我难分，也现了许多忙目信任与感觉被欺后的敌对心里，一时冲突不断。

北方人要弄清那里人都有不法商人的局面需要一些时间，认识商人的敌我性也需要时间。除了北方，许多接触商人少的地方或民族也没有与商人打交道的经验。

为了减少冲突，政府对商人也进行管理，对一些出现了超高暴利的行业，进行限价政策，也对一些本份的想长期做生意的商人，给以官商或皇官的金字招牌，促进其在市场中起主导作用或关键作用。

丝绸产品西欧需求很强烈，有一些一般产品或手工业品西欧商人也购买，西欧有从事商业的悠久历史。崇祯没有禁止对外贸易，但不提倡对外贸易，也只是适当的主导对外贸易。

当时除西欧外，世界许多地方的贸易很小，还没有真正兴起。中华同盟内的各地区虽然开展了贸易，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崇祯的政策是同盟内各地市场优先发展，因为同盟各地的原料和市场都是相对确定的，也是可以计划或进行预测的。中华同盟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同盟内的市场发展上。

外地的市场，包括欧洲的市场，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也就难以预测，可以利用，但不可依赖，盟内市场为主，盟外市场为辅的原则不变更。

对于丝绸之类的，依靠种桑养蚕的产业，或其它依靠田地种植的产品，不可能大规模的超出市场需求，对外销售也可行。

随着盟内各地的富裕，劳动力的价格也会相对的提高，开拓盟内市场的费用也会提高，有的私人商人会把精力放在外地开拓市场，商人想多得一点现利之心不可能禁止。

如果资金，人力，精力分散到外地，会影响盟内的市场的发展速度，是朝庭不希望出现的事，所以朝庭适当的放开对外贸的同时，也对盟内市场进行必要的调节，即调节价格反对暴利，也调整市场开发，以盟内为主。

除了简单的市场发展之外还有银行或金融，以及金融基础上的一些欺骗与反欺骗内容，许多内容都涉及一对关系，就是经济贸易发展是为了改善天下国人的生活，还是为了私人老板的利益，甚至是为了大老板的利益之问题。

解决好此类问题，必须要用到人类智知识和智慧，必须有一批哲人的思索成果。

中华同盟除了解决民族压迫的问题，还需要解决族内阶级压迫问题，过去就是士族的追求超人一等的地位而造成了中华内部的阶级压迫问题以及许多其它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

崇祯治下的大明，不但解决了当时天下人的生存问题，也解决了满清、北部区域以及整个东部亚洲的安全问题。

以中华为基础，以中国之道为方法，带动整区域，走向文明开化，经济发展之路，就是中国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