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精神世界也应该“管而不死，放而不乱”。只管而不放或只放不管都是错误的方法。

人类社会的精神世界需要用人类的方法，也就是通过建立礼法的方法，确立世界正常有秩发展的轨道。

礼法是世界存在的一些原则，是一些条条框框，这些条框就象是通过危机道路时的护栏，条框也必须适当，只能具有护栏的功能，而不能造成障碍的作用。

牺牲少数，确立大多数人的利益正常发展是正确的方法，礼法能起到确立秩序的作用从面能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过份的地要求思想统一，可能会造成大多数人都需要牺牲，才能造成表面的统一，需要大多数人的牺牲，除了特别的危机时期，一般时期让大多数人的利益去牺牲是错误的方法。

礼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体系。那种认为礼法一成不变，甚至是认为越古的礼法越有权威，是错误的认识。

礼法和思想的作用在于其正确性和完善性，借助权威对帮助证明其礼法或思想的正确性有帮助，利用圣人言、领袖言、古人言只是借助权威的方法。

礼法与某一民族结合，适应某一民族的文化特色，便产生了民族的礼法，礼法的原理相同具体的内容可以有差异。

对礼法的认识不同，政见不同，拥有的文化不同，会产生所追求的道的不同。中国历史上产生的大道、王道之类的许多类型的道争。皇帝出现后，虽然没有了道争，却以社会几乎停滞发展为代价。

现在崇祯确立“中国之道”为当时的的主要发展的道路。

到现在对中国之道应该有个全面的了解。历史上第一个中国是夏国，夏国和以后的一系列中国的发展之道可以借鉴。第一次出现中国的文字，或现存最早的中国两字的出现时候，则有待于考证。

夏国的出现，最主要的是以农业生产取代原先的打猎加采集的生产方式。

现在新大明，也要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就是以工商业为主导，以农牧业为基础，全面发展经济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是重回中国之地位，进入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

新的生产方式，将发展成为新的社会，新的社会需要政府新机制。夏国建立了政府机构取代旧的部落组织，新大明也需要建立许多新机构，适应新的发展内容，只不过想逐步发展，求大稳定小变化，在三院六部形式下，增加了许多新机构，更是增加了许多新机能。

和平发展是中国之道的特色，以前虽然也有边界战争，也是以和平为主，今后更明确的走和平发展之道。和平不等于不能用武力，只是武力是辅助，地方上出现小霸权，挑战整个和平秩序，还是要用武力平定。

中国之道是不以外族人为奴隶，也不歧视外族人，只不过中国之道是发展过程中的道，重点顾及势力范围内的各民族，境内的各民族不成为别族人的奴隶，无力顾及全球所有民族。

中国之道继续追求化同政策，而不是压迫政策。同化政策也必须有发展，同化主要是生产方式的同化，势力范围内的所有民族都加入中国主导的贸易体系，同享技术成果和市场机制。同化各民族放弃武力冲突，全力发展社会的观念，视境内所有民族、所有地区都有同等的地位。不要求同化民族习惯和文化特征。

中国之道也讲国家，但有中国谈国家与别国谈国家有区别，在中国，国家有天下国与诸侯国之区别。别国本身就是小国，天下国与诸侯国都是一个概念。国家大了就必须区分，同样一个很重集体主义的人，如果在体育比赛中，有一个本单位的团伙，与本县的团队比寒，可能会站在本单位的团队一边，同理诸侯国与天下国之间也可能会有亲疏。中国之道需要正确的处理好诸侯国与天下国之间的关系。

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观念也只能适当的拥有，过多的宣扬民族主义，可能会过份，过分的民族主义就是霸权主义。中国人应追求人类主义，超越民族主义思想，走向普通的地球人，而地区共同体的普通人，就是超越民族主义走向人类主义的第一步，地球人也必须走出这一步。

发展仁义道德的学说。仁义道德是走向普通地球人的重要精神成果，过去仁义道德只停留在口号上，是因为经济没有搞好，仁义道德学的内容发展本身也有不足。其后，即要发展仁义道德的内容，也要发展实施仁义道德的条件。

中国之道是一种敢为天下先，努力发展的道路，是以发展社会为主要内容的道路，以向自然界和宇宙获得资料为主的发展之道，不以任何一个民族或地区的人为争对对象，或为以人为主要对手。

中国之道，就是要为人类走出一条人类发展的道路。

这是中国之道的任务，也是中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