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除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外，还大力发展渔业生产和食品加工。四海洋省大造渔船，大肆从事渔业生产。就是沿海各省也同样大力发展渔业生产，海洋资源与外国都能共享，与大明境内各省更不用疑虑的共享。当时渔业还比较落后，又是多年没有大规模的进行渔业生产，资源还是很丰富，就是内陆江湖地区也重视渔业。

此崇祯时期，向外购进粮食，农业上一些设立的辅助作物，如土豆，玉米，红著等作物也在当时逐渐被大明百姓掌握，总体粮食生产多了许多，但支出也多了许多。

大明除了照先前向北方提供粮食进行贸易外，境内还救济灾民，十年来，数千万的灾民被救了下来，也增加的许多粮食支出，特别是是受灾较严重的区域，迁移民众或第一年的粮食救济，都是一个大支出，民工队和工程队也多了，也是粮食支出增加的原因。

由于对灾民实施救济，农民起义的战线没有真正形成，李自成等一些起义首领也在为大明作事。对农民军围剿的钱粮也省了许多，大明天下总的来说，勉勉强强能供应天下人的粮食。

对于第二个问题，管理机构能基本公正的对待各族的人。

这是一个有待于发展的学问，其发展涉及社会、文化、哲学等多个学科，在发展之初，中华文化有比其它文化较好的基础。

处理民族关系问题，象东南亚样，实行民族压迫肯定不行，北方民族那种征服小民族然后收编其入族的方式也有不妥之处，后金那种抓人入族，遇反抗者就灭人整族的方也不行，实行种族灭绝，象成吉思汗和奴尔哈赤样对其它族进行屠杀更不行。

学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不但学不变，而且有违中华道义。

中华有“仁义”的基础，以前是问题是只建立了学说，而没有贯彻到实处，今后就是要进一步发展其学说，并贯彻到实处。以前贯彻“仁义”不太好，主要原因是经济没有搞好，没有经济实力，就没有能力实行“仁义”，只是口头说一说，成为口是心非的实践者。

所以说搞好经济，总结天下治理经验是实施“仁义”的条件。

中国历史上有过与其他民族不同的处理民族关系的历史，蚩尤部落的人留在中原，自己不当自己是外族人，中原人就不把其当外族人，而是一视同仁，鲜卑人进入中原，自己想汉化，汉人就认可。

汉人原先就是众多原始部落融合而成，以后也有吞噬仇恨的胸怀。虽然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还有许多不足，还有许多磕磕碰碰，但是世界历史上处理民族关系较好的地方，今后，更好的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中华一定能成熟的处理各种民族关系。

第三个问题，管理机构有强大的武力或骑兵维持治安。

第三个问题与第一、二个问题相联。有粮食，都能生存，处理民族关系则较易，处理好了民族关系问题，区域内的纠纷就少了，违反治安或成为武力侵扰各族的力量也少了。对极少数顽固坚持武力征服的个别族类，进行武力征讨也较易。

中华处理民族关系，并不是说单纯使用“仁义”，“仁义”是基础，对破坏治安和秩序者，还是应动用武力，也应保持使用武力的权力。

东周人就说过，“好战必亡，亡战必危，”象宋朝、旧明朝那种重文轻武的国策肯定不行，隋唐的府兵制也有缺陷，必须建立新形的军事体制和军事理论。

军事是社会中的一环，军事中各兵种也都是整个军事中的一环，必须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崇祯认为火器的发展空间大，但火器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关系十分密切，无论武器的制造还是弹药的供给，必须社会经济的支持，需要社会经济支持，就必须依赖社会经济，而不能象冷兵器时代样，单纯凭武力就能征服天下。

后金那种单纯依靠武力的结构，不重视经济建设，有明显的不妥之处，其生存建立在所有对手都较差的基础上，也建立有一定能抢劫到给养的基础上，一但有个对手的武力接近其水平，或抢劫不到给养，形成拚综合实力局面，经济问题或给养不足就是其致命问题。

骑兵并不是游牧民族的特权，各种民族都可建立骑兵，中华应该象汉武帝那样建立骑兵，象东周时期各国一样设立牧马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