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研究所成立了多年，江南的情况已基本掌握，只是处理问题的方法众人还在考虑中。

在崇祯心里，长江下游区域是下一步经济发展的关键地区，设想是以长江下游的纺织工业和手工业带动天下的经济发展。如果长江下游经济区有一个不受控制的江南区域，或只受江南士族控制的区域，将会严重影响天下经济的发展。

到崇祯七年之时，崇祯表示，处理江南事务，不要等处理方法完全成熟后才处理，可以一边想办法一边处理。

魏忠观式的处理，可能会受到过多的反对，因为魏忠贤许多打击江南士族的案例都是无中生有，证据不足，只是单纯打击江南士族，聚财的行为，说报力不足。

海瑞式的治理江南贪官的方法可以参考，因为有苦主，有证据。当时社会上，也普遍带有扶弱抑强的心理。

崇祯心里更明白，后世清朝占领江南后，满族人以官府的身份，还是巧立名目，巧取豪夺，瓦解了江南士族的力量，后经太平天国和清军的反复拉据剿刹，江南士族势已基本上被削除。在满清统治时期，江南士族有许多冤屈，江南百姓有更多的冤屈，且在清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下，不能言，不能记录。

明末处理江南事务，可以运动新礼法，对不尊当时法律的士族实行打击，逐渐抑制江南士族的势力和气炎，甚至可以操家，限制江南士族的过份行为。再以一些江南的地方组织分散士族的权力，如城立商会，分散江南士族的财权，成立手工业会分散生产权，成立长江帮之类的帮会分散江南士族掌握人的权力等等。

处理江南的事务，可以走一步看一步，发现走对了，就继续走下去，有错误就及时发现及时更正。

与江南的士族把持地方政权的情况相似，西北出现了一批精神贵族或宗教贵族。

西北在蒙古人统治时，有一批色目人掌握了地方权力，色目人为了在西北建立永久权利，世代家族世袭，运用原先在中亚接触到了各种宗教知识，别出心裁的创造了一些家族的宗教，建立一个家族对地方上的人的统治，运用宗教麻醉众人，利用当地人的愚昧，欺骗人永远跟着宗教首领行事。

在世上流行的宗教，都有一定的意义，因为有一定的意义，才能在世上流行，对世界宗教也只能尊重。西北那些家族的宗教，只是为了建立对当地人的统治，而不追求在世上流行，是运用了一些黑帮黑会的方式禁锢宗教成员的思想观念。

色目人最开始是建立在对回民的统治上，后来把统治扩展到对汉人和其他各族人身上，凡是区域内的人都进行精神奴役。

元朝时的蒙古统治者也支持大贵族大土地的奴隶制，并不干涉家族内的统治方式。明朝建立后，明朝建立了对西北地区的管理，但对那些宗教家庭则和江南样没有真正建立统治。宗教家族中的所有人都唯宗教贵族的首领是从，没有其他人插手的余的，生产生活，全听宗教首领的。

当地宗教首领表面上对大明效忠，不反对大明王朝的统治，明太祖时期，因为天下初定，对于不反叛大明的地方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后来有的宗教贵族有扩张家族势力的想法，把周边的地方的人纳入自己家族的宗教势力，成为家族的奴隶，有的甚至胁迫地方将官以达到其奴役当地人的目的，一些正直的地方经常被其杀害。一些有力量的地方武将，有征对那些宗教家族的心里，宗教家族又与武将妥协，造成家族与地方武官共同统治当地人的局面，武官一走或是没有力量的将领，侧由宗教家族单独统治。

明朝政府对其存在也有所了解，只是认为其是小问题，不是心腹大患，明朝政府能力有限，对其放任。

到了明末，由于灾情，有的宗教家族区也是灾情严重区域，没有雨，地不能耕种。由于明末土匪众多，有的宗教家族也转化为和土匪一样的力量，土匪还聚散不定，宗教家族却牢牢的的把握住宗教家族的成员，其宗教成员被麻醉得被奴役或至死也愿意。

崇祯不能容忍西北那么多的人永久的受到宗教贵族的奴役和屠杀，必须把那些人从家族宗教中解救出来。再说，“西固边塞”是崇祯朝的国策，而垅上一些地区是西出西域的要道，国家战略要道不能受到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威胁。

消灭精神贵族，解救普通宗教人员之举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