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管理机构就是最大的码头，保护一切工商户的存在发展。手工业注册登记，交上一定的费用就可存在发展。商户注册登记，申报多少财产额，管理机构就保障多少财产额的经营，申报的什么商业项目就保护什么商业项目。

特区的手工业扩大了，再增加注册资金，手工业户也愿意，因为管理部门原先就有政策公布，想搞手工加工的人也会去了解，几年运行下来，手工业户能不断扩大。原先手工业户拜码头，扩大业务也需要增加上交资金，且无标准，由大老定，比现在管理部门的收费高得多。

原先的商户，特别是大一点的商户，更是怕官员抢夺。明朝因经济问题起的纠纷，胜负结果多般都是因关系和权势大小而定胜负，极少有因道理和事实而定判定财产的归属。因此商人不敢经商或必须要有后台才能经商。现在的特区，基本上按经济原则，按道理，按事实确定财产的归属，众商人也就大胆经商。

工商都走向基本固定的分成，工商户除了登记费用外，上交的税收也比较固定，总费用也相当于三七开，商户得七成。特区的商业实行通税制，沿途没有再收税的现象，受够了官府的索拿卡要的工商户，在特区有了自己可以掌握的经营收成，自然也积极性高涨，商业出现了繁荣景象，手工业也走向扩大生产之势。

到崇祯三年，一些沿江沿海的区域，出现了城内市和城外市。城内市自然是原先大明固有的交易市场，以交易高端物品或文化物品为主，以生活物品为辅。城外市场则是特区起来后形成的，从自然市场到港口路段所出现的新市场，城外市场主要交易生活用品或自己加工生产的物品。

到崇祯三年末统计，城外市场的交易额开始超过城内市场的交易额，到此时，可以说到崇祯三年末的沿江沿海区域的工商业比崇祯初年发展了一倍。城外市场由于是建立在自己生产的工、农、渔业等基础上，还具有良好的发展势头。

原先一些专业商人或大商人，也有向特区转向，或在特区开办分户的趋势，因为许多商人喜欢通税制，有的商人甚至把业务的重点放在特区。

通税制是特区内兴办的税收制度，就是特区内注册登记的工商户，交了规定的税收后，就能在特区内流通，不再额外收其它费用。

特区外的工商户，不能收因定税，只有关卡税，特区政府也只能对特区外的工商业收取过关卡的费税，一般情况下，其数额高于固定税。

由于特区手工业的繁荣，商人的大量流入，特区的土地也珍贵起来了，而特区政府有计划的一条街一条街的开发，土地和建商用房也成为特区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中国古代的城，主要是因为军事和政治需要而建立，建一城，镇守一方土地，或因国战而守卫一片区域。经济是因为城内军政人员需要生活物资而附近居民向城内提供，或城内人员向附近地区征收。

中国古代的城，是由军事政治决定经济和其它内容的城。城在，因城而起的城内经济也在，城迁或城消，因城而起的城内经济也消失。宋时临安与明时杭州位置不同，城内市场的位置也不同。

中国真正意义上由经济决定一城兴起，或因市场兴起而建的城是上海，上海是因其地理位置，也因帝国主义到中华需要而兴起的城市。上海是中国首个因经济需要而决定军事政治需要的城市。上海的兴起是在明末之后几百年后兴起的城市。

中国到近代之后，也有一批即是原先的城，也是后来因经济发展而兴起的市场，是一批兼顾城与市的城市出现。军事政治需要水陆交通便利，经济发展也需要水陆交通便利，二者有一定程度的重合度，于是一批即是城，也是市场的城市出现。

特区发展，就把城市的出现提早了几百年，长江和运河沿岸在崇祯三年就开起兴起城市发展的趋势。特区内许多城外市场有超过城内市场的趋势，二者有合并形成大城市的发展趋势。

此处谈城、市、城市，是因为崇祯的皇帝体系有人习惯了概率分析方法。旧城，封建官僚或士族大户夺人财产的可能性很大，新市，按经济规律运行的可能性很大。旧城和新市组合成城市，就是要考虑旧的夺人财产的作风和新的经济运行原则以及各种因素而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以便宜有效维护经济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