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正式发展成为奸商，成为崇祯必须打击的对象。当然晋商在走私和间谍行为后，付给边境军官、地方官和某些大员的的利益也增加了，还把关系发展到朝庭，即便宜于获取情报，也为了找到更强的后台。大明朝中许多人，山西和宣镇也有许多人被拉下了水，再加上当时大明腐蚀成风，许多人都认为法不责众。

还在崇祯元年，皇帝系统建立民工队，收购粮食时就在许多城里遇到了商人的竞购粮食，那时就因有商人大量的竞购粮食而感到有不对之处，就开始让情报部门了解。

经情报人员的侦查，目标都集中到晋商上，后来经详细了解，晋商不但是收购救灾粮的竞争对手，而且是社会腐蚀的促进者，晋商通过钱财贿赂官员，进行所有赚钱的生意，即拱台物价增加平民的生活困难，又以特种物资资助后金发展，到后来还帮入寇的后金组织后勤供给，收集情报卖给后金。

情报部门调查晋商有两年多时间了，基本上了解到晋商的行为，也掌握了许多证据，等待的是一处处理时刻。

晋商也由商业行为衍变为汉奸行为或间谍行为，做为皇帝的朱弘自然就把晋商列入重点查处的对象。

以前边关许多军官也是晋商党人，后来由于人员变动，象李信在大同，田见秀在昌平。大同和昌平对官商勾结有一定的抑制性，也同时查禁边关贸易中的贿赂行为，晋商就迅速转向了宣镇或张家口。

先前几年情报部门只是暗中探查情况，掌握证据。早几年由于没时间精力，也因为证据不足，没有总体上处理过，现在到了查办的时间了。

旗手卫、锦衣卫和禁军突然出动，操了八大晋商的家，抓了其主要人物，也在全国多地同时查禁了晋商的商行，如北京、山西、张家口等地。旗手卫，军队对晋商和天下人说明只是查处向后金提供粮食和铁的商人，不是禁商，通过京报也说明，向后金提供铁和粮食的恶果。

查操晋商之举，在北京地区出现的严重的反应，以官员为代表的一股势力，群起为晋商说情，以在后金入寇中损人破家为代表的一股势力要求严办晋商。先前京报只是向天下人说明情况，可北京近郊的市民却愤怒的要晋商偿命，甚至衙门前都有市民喊冤和要求惩办帮凶。

案情审理拖了一段时间，在大量的证据前，八大晋商不得不认罪，范永斗做为向后金提供物资的中坚者，在市民前杀了以平民喷，其他晋商可以购命购罪，操家所得的银子也可用来购命购罪。

在市民前杀的一个确实是向后金提供违禁物的中坚者，有必须，市民的怒火需要平息。

即于允许购命购罪，崇祯认为能做生意的人都是人才，如果转做合法生意，也许是有用人才，另外，朝庭确实需要钱，因为快揭不开锅了。操家时操到了一千多万两银子，购命购罪时也得了一千多万两银子，一时多了二千万多两银子。

范家和其他八大家的大部分现金，良田都几乎被没收，只是留下了住宅和部分金银再次起家。表面上，八大家只剩少量现金，实质上还剩多少，只有八大晋商自己清楚。

在处理晋商事件中，朱弘也树立了一个处理官僚的原则，就是打破了官员认为的法不责众的习惯。

以粮铁与后金交易，就是资敌，资敌就等同谋反，谋反大军无论有多大，也一定要剿灭。处理谋反事件，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大事，必须要有下重手，作大手术的决心，无论有多少人参加了晋商的行动，或有多少人为晋商求情，都绝不退缩。

首辅和御史参与了晋商集团，就操首辅和御史的家，有多少地方官员为晋商一党的关系，摆免多少地方官。

崇祯对官僚体系总是当做准敌人相对，只不过还没有时间精力整顿，或现在不宜全面开战，但个别案件还是狠专不饶，如先前的有明显的贪污证据的官员，现在的资助后金粮铁的官员，能查就查。严重者，操家，不论财产多少都收归国有。次要者，罢官、降职或调整到次要位置，其目的是为了减轻官面层的对朝庭的反感。更为重要的是空出一此职位，现在胥吏由胥吏局掌握，也就是由皇帝系统掌握，只是胥吏担力，或办事能力强，少一些官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