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弘在明末所能作的事就只能是根据明末的情况而定，明末争对士大夫之道，必须明确两个层次的意识，第一层次就是变无道的士族集团为有道的士大夫之道，变各党分争不断的道统为天下整个士族认可的道统，变没有共识的士大夫群体为能达成大部分共识的群体，调和封建士大夫之间各集团的矛盾。第二层意识是限制士族过份的利益，调和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平均部份利益给国家和下层农民，让农民能够活下去，国家的力量也强大一点，力争造就一支较强大的力量，挽救明末社会或解决乱势危机。

现在面对文官的无道必须确立文官的道统，问题是文官可能容忍自己突破底线，却不能容忍别人的指责，想把文官由无道之状况纳入正常道统之中也需要方法和力量。

朱弘也深知当时天下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十分激化，也知道广大农民或流民与士族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农民可以从事生产，士大夫却只是拥有中华文化中的人中的一部分，除了士族外，庶族的其他许多人也拥有中华文化的部分，但士族的力量强大，其中也拥有中华文化中精华部分的人。

朱弘必须从明面上维护当时的道统，不能说天下农民不能活则天下大乱，说农民比士族更重要，而是要从士大夫常说的孔孟之首，或仁义道德入手，强调天下万民共生。

朱弘记得阿凡提的一个故事，一个国王梦到自己的牙齿全脱了，问解梦师，自己的梦表示什么意思，解梦师说，梦中表示的意思是国王的全部家属都比国王先死，国王听了后气得要杀解梦师。后来国王问阿凡提那个梦表示什么，阿凡提说，那个梦表示在国王的家族中，国王最长寿，国王听到后很高兴，重赏阿凡提。

当时明末的时局就是那样，从封建体制的角度，在当时的道统基础上，以仁义的方式救天下流民，可以，想从农民的角度建立新秩序则必不可以，会受到当时力量的普遍反对，尽管结果差不多，说法不同或方式方法不同，就结果不同。

先前朱弘也表示过，贪污者必治，一直以来都在对贪污者操家。因为治贪是皇帝与士族能达成的共识，或可行的行动，最起码在观念上或伦理上，士族必须支持治贪。

当然在观念上朱弘与大明的士大夫对贪污的认定有差异，朱弘认为，不是自己应得的，把别人的或公共的财产划归自己就是贪，士大夫层则认为，独自一人额外捞钱是贪，一些循例而为的收入是权力不是贪。如粮食运输过程中固定有三成的损耗，是正常的。皇帝认为，运输过程中应小心运输，有损耗按实际报损，文官集团认为，三成左右的钱粮报损是允许的，如果在运输过程中没有出现损耗是文官认真办事的结果，其三成的钱粮票没是应循例规文官集团所有钱财。

在人与人交往中，皇帝人为各人都应干净相交，文官集团则认为，下级向上级送的诸如年敬、节敬之类的礼不是索贿行贿，而是正常礼仪，中国是个重礼的国度。

现在为了减少皇帝与士大夫、或士族之间认识的差异，在强调贪污必治外必须明确两项政策，其一是风气，其二是限制土地交易的“限田令”。

风气是指官场相处交往的风气。在自然灾害时期，在内有叛乱外有强敌时候，严禁奢侈浪费，严禁请吃，招待以能吃饱为原则。节敬，冰敬，之类的礼仪坚决废除。朱弘要礼部出一个官员交往相处的章程，规定各种场合下的请吃最高标准，并要求礼部不定时期巡查，有违者，可按贪污论处。整顿风气，能有多大的成效，朱弘也没有把握，也没有希望旧官僚就此就能不贪，只是希望降低一些当官的成本，把许多官员之间交往的费用降低或降为无，为一些不想贪的人也必须贪污的官，创造不贪的环境，能有多少的效果就算多少。

土地交易，朱弘也不敢彻底禁止，也没必要彻底禁止，只是想限制土地兼并，以及限制县衙的人做假的田地交易手续。当时强调特殊时间暂时减少田地交易，确有外出或不便耕种者，其田地由官府管理。所谓特殊时期，就是天灾时期。通令出了之后，府以下的田地交易文书，必须经中央的户部批准才能生效，有的户部的田地交易甚至需要经皇帝批准后才能生效。为了减少错杀人，杀头者需经皇帝批准已执行多年，田地交易也和杀人头一样慎重也是可行的。此项政策就是在灾难时期，没有皇帝同意，田地不能交易。强调在灾难时期暂停土地兼并，其目的是要求士族在这特殊时期愿意做出一点牺牲，共渡难关。对朱弘来说，有了五年十年的时间，就能解决许多问题。

现阶段朱弘主要是集中力量办实事，大道理一时难以讲通，但必要的政策却必须公布，就是官员们明确新朝的原则，也要看士大夫中的反映。朱弘知道太多的原则说了也没用，此二项原则虽然也是逆势，并不会得到士族的欢迎，但逆势也必须执行，即使是表面的执行也比不公布不执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