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本是万事万物的运行轨道或轨迹，也可以说是事物变化运动的情况。道是一个范围很广的字，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此处说的道就是天下大道，此书所说的道类似孔子所说的天下大道。

道，就是社会存在发展之道，是有关规则、制度、机制、人的生活或生存方法。现代人理解了从西方引入的一个新词汇，那就是“主义”，“道”的某个方面的内容可以发展成为主义。明末人对于主义，没几人能懂，对“道”，则几乎都有个概念。

谈“道”最多的是老子，老子道的范围很广，即有治世之道，如无为而治，小国寡民，也有个人行为修养之道，如清静无为，淡泊名利。后世道教把道的内容偏向于个人修练。

朱弘想救自己、救天下，当然主要的争对天下的大道，谈的道也是有关天下大道。

现代是法治社会，有关法治和宪法，大家都很熟悉。宪法又有成文宪法和不成文宪法，不成文宪法又以习惯法为主。

中国由儒家独尊，儒家否定法家，中国古代也就不可能出现宪法，大明也没有宪法，但大明却需要法统存在，于是，士大夫为主力的以孔孟之道为原则的法统，或大明以四书五经为内容的习惯法，相当于宪法的前身存在于社会。

嘉庆朝，万历朝等朝期间，许大臣遭庭仗，罢官去职，也乐不思蜀，认为为封建法统付出代价也值得，问题是士大夫层维护的法统只是维护士族高人一等的体制，历史的事实已证明士大夫的体制必然灭亡，尽管士族通常过不懈的斗争，迫使皇帝尊守其封建体制，但朱弘不可能去完全尊守封建法统。

有体制，有法统本身不错，皇帝也应尊守法统，问题是朱弘不能随便就接受现存的强加在自已身上的法统，而是要适应天下人生存发展的法统，必须修改法统，或建立新法统，要建立广大下层人也有生存发展的法统。

到明末，士族自己也坚持不了其法统，而且形成党争，封建法统也被迷失。朱弘需要努力的是不但要建立更宽广的法统，而且要扩大社会基础争取士族也服从新的更宽广的法统。当时也有可行性，士族已经分化成许多派别，朱弘必须团结其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

策略已定，就要好好的执行，现在到了朱弘自己处理政事的时候了。

朱弘向内阁和六部授权处理一般日常事务，除特别重要的事必须报批外，一般事务都可先处理。什么是特别重要的事务，则做为内阁成员的大学士应该分得清，如果分不清则就让贤。为此，朱弘向内阁讲解了事件和文书的级别，让内阁起草一个章程，制定事件和文书的级别，报皇帝修改后再执行，重大事必报，一般事先处理，文书分级备查并将随机抽查。在朱弘心里，人事权和财政权就是较重大的事。

当然朱弘也重申了不许贪污受贿，必须尊守大明律。严申不许贪污受贿就是为了整顿吏治打基础。为了时局稳定，也公开停止了对阉党的大规模追查，极个别官员的查处也是因为贪污而查，而不再因是阉党而审查。

不管是何人，不许贪污，贪污者任何人都必查。已经在办的阉党案还是要办完结案。朱弘想除去的主要是魏忠贤的骨干，因为一个国家不能由这种层次的人来代表。某种程度上讲，阉党并不一定比文官众党差，某种程度上阉党对文官集团倒还有制衡作用。

停止对阉党再追查，实质上是抑制党争，经魏忠贤的打击后，党争虽然没有那么激烈，但党争仍然存在，因为文官众人，习惯于党争思维。现在党争的主要内容是，任何一个人，只要与阉党打过交道，就有可能被攻击为阉党，攻击其阉党只是形式，实质上是朝中对手攻击异党中的个人，甚至想要其位置，因为旧官僚中，任何一个位置补上，都会有一批人得到好处，甚至文官公开声称，千里为官只为财。现在朱弘停止对阉党的大规模追查，就是取消变相党争。对有贪污行为者，则任何人都必查，确定罪责者，多般都抄家。

征治贪官是朱弘对原先官僚体制部分信任的方式，也就是说，贪污必查，只要不贪赃枉法，就可留任的原则。因为对治贪是皇帝与士大夫能在伦理上达成共识的内容，也是能共同行动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