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弘的生意做开了，自然接触到海洋贸易，只是当时还不具备海贸易的实力，但有一人的经验值得借鉴。那个人就是沈功全，居说还是沈万和的后代，其表面上是办钱庄，实际上什么生意赚钱就涉足什么生意。沈功全虽然没有条件单独组织自己的船队，但其生意却到了日本和南洋，就是李旦和郑芝龙的船队都愿意让其的船只同行，虽然低调，但其财富不下于李旦和郑芝龙。

朱弘当时即表示愿与其联络。一个多月后一天，下人来报，突然说是五湖公司总部有重要人来访，说是要见老板。朱弘只得再次化妆到五湖公司。五湖公司总部在北京，信王在北京范围内活动是合法的。

见到了沈功全，一谈是个人才。

沈功全说：“中华一贯是重农抑商，太祖时有商业税，三十抽一，后来有抑商法令。特别是闹倭寇时期，禁商最严。万历时期商业有所回升，虽然在法律上没有解冻，但在事实上商业有所恢复。

“即使是最严厉时期，也有少量大胆冒险的人从事商业活动。到万历时期商业活动多了，商船和海贸也多了。到现在的贸易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原先的大胆冒险者，这是一个禁不绝的群体，有钱就会赚。二类是官商合办，商人出面，官员通融，利润官商分成。现在主要是这类贸易，因为没有官员的通融，商人无法在水陆行走。三类是官商，官商主要在大明内陆，海贸极少，官商很难做到按商业贯例或商业的要求办事。第一类中，靠地下运作，绕道而行的商人极少，许多商人都是钱买通关卡，无论是官府还是强盗，都以钱买关，只要有赚就做，当然，一些小的强盗有可能用武力强行过关。”

通过与沈功全交谈和平时的掌握情况，朱弘了解到，大明商人现在虽然相对闹倭寇时期多了，但还没有达到正常贸易的规模或人数，海贸的商人更少。更少的海贸，其利润较高。现在的海贸，水军头目或官府要员占六七成的分成，商人只能占三四成。李旦及后人的在日本包销大陆货，其要占大头，郑芝龙在南海有的独占欲望，西方人实质上是海盗。内陆贸易也是必有官府后台，失去了官的支持商业很难存在，现在大明的生意或商业大都是官员的后台或官的亲戚在做。地下商人都是一些特大的商人，一般的地下商人或绕道商人不是不长久之计，必须要找官方的后台才能生存。现在的盐引，就是那几家官员私分了。

聪明的沈功全也发现了朱弘的特异，发现朱弘可能有强大的后台，朱弘也正需要这样的大鱼，熟悉现在的商业环境和惯例，又是一次双方都有要求合作的谈，话朱弘不得已，又一次说明了自己的身份。虽然当时朝局不看好信王，但沈功全却有异样目光，看好信王，当时二人就怕板合作。双方都忘记了明初，大明对沈万和的打击，沈家一方要的是生存和赚钱，朱弘一方则有重商的观念。

这样朱弘也成了海洋贸易的二道贩子。也合作办钱庄，增加一些人力和新式的管理经验，同时也达成了代款造客运船的协议。

明朝当时的钱庄或者票号是朱弘必须利用的资源，即使没有遇到沈家钱庄，也会想办法联络其它钱庄，有现代知识的人，不可能放过银行或者银行的前身不顾。钱能通鬼神，金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成分。钱庄或票号也存在许多不良现象，或交结权贵行官倒之事，或交结强盗行不道义之事，必须逐渐纳入正规。

对于在长江的客运公司，开始时，许多人不知有客运船，公司的船也小又少，主要是在长江主流区域运行。对于当时还没有的客运业务，朱弘完全有信心赚钱，也就敢于代款造船，沈功全也体现了业务的水平，对许多商业业务都很小心，唯独对客运业务放心，也信任客运业务肯定能赚钱。

事实上客运业务也很赚钱，居然几月时间内就有回船本的可能，而四海客运则不断的代款，不断造新船，不断的加大船的用料量。随着业务的展开，知有客运存在的人也多了，乘客也就多了。原先几天一船的长江主流区域发展到一天一船，小船发展成大船，再发展到一天几船。原先的小船转向支流客运。

邮政业务也主要是送私人信件，且有发展到运送私人小信物的可能。俗话说，家书抵万金，最初邮件随客运船走，代送客运船能到达的地方的私人信件，有条件的地方，可廷伸到有纤夫到达的江边城市区域，后来发展到信王体系的所有能到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