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七省洋面广袤万里，南须兼顾台湾、澎湖孤岛，越南、琉球属邦，非有坚船利炮之得力海军，万不敷用……

“至于选将储才则尤难，则尤紧要。西洋武官无不由学堂出身，国人皆敬重之。其学有在岸者，有在船者……

“政府应设立学堂，教其各习艺业。在堂所学者其理，在船所习者其事。出学当差数年，可仍回原学再加精练，按年考试，去取极严。

“择其尤为杰出者，公费派遣出国留学，是以将才辈出，可争海权……”

这篇文章是张铨的得意手笔，读完之后，他心情舒畅许多。

杨烜笑道：“你当学堂校长还有什么顾虑，不妨一吐为快。”

张铨犹豫再三，说道：“顾虑倒也谈不上，只是有些遗憾。我虽是个举人，却对西式法律最感兴趣，立志学习法律，在暨南大学堂学的也是法律。”

眼见杨烜并无不悦，张铨苦笑一下，说道：“没想到，上锋十分高看我，让我担任船政学堂的校长。我也只好从命，硬着头皮过来赴任了。”

杨烜想起了另一个历史人物：严复。

严复是近代极具影响力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教员曾评价他，说他“代表了在华夏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是“先进的中国人”。

早年，严复考入福建船政学堂，学习优异，被派往英国留学，学习海军知识，被视作是满清海军苗子。

在英国，严复对科学知识和法律制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经常跑到英国法庭旁听。不仅“不务正业”，严复甚至从来都没登舰实习过。

尽管如此，严复还是得到了满清驻欧公使郭蒿焘的激赏，彼此成为忘年交。而这位郭蒿焘，曾任广东巡抚，乃是湘军大佬，与曾国藩、左宗堂等人关系极为密切。

回国之后，严复没有像同学那样，循规蹈矩地进入海军任职。但他才华横溢，被李鸿章聘为北洋水师学堂教习。

在水师学堂期间，严复受够了北洋内部的尔虞我诈，对教学不管不问，一心翻译外国文章，撰文呼吁改革，反而在这方面大放异彩。

在翻译上，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国富论》、《论法的精神》的西方著作，提出了“信、达、雅”的三准则；在学术上，严复提倡西学，主张“体用一致”，反对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看法，对后世影响极大。

在杨烜看来，张铨与严复颇为相似，都出身于旧知识分子，思想都已经觉醒。

只不过，严复始终未遇到明主。唯一的知己郭嵩焘，饱受守旧派攻击，最后郁郁而终。严复也只能“不务正业”，在翻译、教育、思想上独自闯出了一片天地，名垂青史。

张铨来到了暨南军政府，来到自己麾下效力，自然不是“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但他突然被任命为学堂校长，学业未成，心有不甘，自己还应再劝劝他，解开他的思想疙瘩。

读书人见识广、能力强，办洋务需要他们。可他们想法也多，弄得不好，容易闹意气，不讲团结。军政府一向强调高度集中统一，只有这样，才能把所有力量、资源调集到一起，才能不断发展壮大。

想到这，杨烜说道：“张先生，你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尽管你并不愿意担任学堂校长，可一纸令下，你还是毅然来到长洲岛赴任。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召之即来’、‘令行禁止’。革命军之所以能够无往不胜，军政府之所以能够强力推进各项洋务事业，这八个字作用极大。

“中国人向来聪明，却往往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想那明末清初，明朝的国力、人口、军队百倍于清朝，却党争不断，反而被农民军、八旗兵打倒了江山。

“再看前两年，太平军起于广西。清朝这边，钦差、督抚、提镇多达数十个，彼此争功诿过，互相拆台。太平军人少、武器低劣，却纪律严明，令行禁止，反而把清军打得落花流水。

“所以，我们必须强调令行禁止，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个人必须服从大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高度集中统一，才能以弱胜强，以少胜多。

“就譬如这船政学堂，上级选中你做校长，自有上级的考虑。你有困难，他有困难，你不愿去，他不愿去。都由着个人想什么是什么，我们还怎么办船政学堂，还怎么开展洋务事业？”

这话讲得深入浅出，令张铨羞愧难当。他一向自诩心怀天下，公而忘私，经过杨烜的剖析，才知道自己私心仍重，对大局理解不深、看得不重。

张铨说道：“越王说得极是，张某深感不如。请越王放心，我一定努力钻研船政知识，把船政学堂办好。”

杨烜深感满意，笑道：“说得好。先生立志学习法律，这是好事。学堂公务之余，你也可以修读法律，抽空到暨南大学堂旁听法律，我们并不阻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