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还真有些复杂呢！阿礼国自诩在华夏游历多年，熟知华夏人情世故，也猜不出军政府该作何应对。

却说编辑又说道：“最近，《民报》上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就解决柯拜船坞纠纷提出了建议。其见解非常独到，主张将其改造成一家合资公司，以军政府、洋行为大股东，本地士绅可以凭土地入股，小柯拜若有意，也可以成为新公司的股东。”

阿礼国眼前一亮，觉得此计可行。他知道，《民报》是暨南军政府的机关报，上述建议很可能出自军政府高层的授意。

若把柯拜船坞改组成合资公司，既能妥善解决现有争议，满足军政府、本地士绅、洋行、柯拜家族四方利益诉求，又能为华洋商业合作树立典范，实在是高明之至。

法庭这边，因为小柯拜与军政府民政部次长争论不下，只能宣布休庭，择日再审。法官建议双方坐下来坦诚沟通，争取和解，使船坞能够尽快走上正轨。

华夏都有“息讼”的传统。儒家认为，与伦理相比，法律处于次要地位。因此，应重“礼让”而轻法律，把礼让作为解决纠纷的主要手段。

在这种息讼思想的影响下，历朝都希望通过道德礼教，培养百姓道德品质，以达到“休诉”或“不诉”的境界。

封建小农经济下，追求安宁、稳定，避免纠纷是社会认同的普遍心理。“息事宁人”不仅被法官所接受，也受到当事人的欢迎。

而在华夏封建社会，司法审判权与行政权合二为一，行政官员兼任法官，并无专业的法官。

一个冷知识是，华夏封建律例制订得相当严密。譬如满清的《大清律例》，堪称是华夏法律的巅峰，历任刑部官员都对《大清律例》引以为豪。

《大清律例》与《大明律》一样，明确规定官员判案必须引用律令条文，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官员大多是出身清贵的读书人，并不熟悉法律条文。为了规避风险，他们常常选择息讼，甚至强行要求当事人息讼。

封建时代的司法制度，更是一言难尽。刑讯逼供、冤假错案都是屡见不鲜，即便是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这样的仁主，也无力改革司法弊政。

暨南军政府刚入主广州不久，司法审判体系建设仍在摸索前进。司法上，军政府同样主张减少诉讼。

这并不是因为军政府继承了儒家的“息讼”思想，实因法官太少、法律仍不健全。现在新旧交替，新的法律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减少诉讼实有必要。

阿礼国连续旁听两场审判，都以中途休庭、择日再审结束，未免有些遗憾。

紧接着，法官又审理了一起分销鸦片案。而前两个案件相比，法官审这个案子就果断迅捷多了。

案情非常简单，一个华商从华南海盗手中走私了一百箱鸦片，使用老闸船运往内陆销售，在靠近新安县（今之深圳市）海岸的地方被黑旗军海军捕获。

军政府司法部派一名检察官起诉这名鸦片走私商，经过当事人陈述、陈列证据、律师辩护后，法官当庭宣布：

“本院认为，被告走私鸦片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当事人供认不讳。依据《刑法》第一百七十二条，本院宣布，判决被告人XXX犯有走私鸦片罪，理应判处死刑。

“被告人悔罪态度端正，主动检举揭发海盗违法犯罪线索，主动报效白银二十万两，符合减刑情节。本院综合考虑，决定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执行，没收个人一切财产。

“被告若有不服，可于十日内向广东省高级法院申诉。若无异议，待大理院核准后，便执行刑罚……”

阿礼国飞快翻阅着手中的《法律汇编》，找到了死刑缓期执行的条目。这是一种变通死刑的刑罚，比较适合当前的社会治安现状。

事实上，当前社会失序，犯罪活动较为普遍。不管是按照暨南军政府《刑法》，还是按照《大清律例》、太平天国法律，都应大量诛杀罪犯。

这显然不利于社会稳定。譬如说鸦片犯罪，一旦严禁执行法律，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再譬如曾国藩在湖南办审案局，大杀罪犯，也得了个曾剃头的诨名。

军政府使用“死刑缓期执行”代替“死刑”处理鸦片走私商，既能震慑犯罪活动，又能开辟财源，显然更为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