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蕴章思考已久，说道：“回皇上，臣以为，黑旗贼以均田免赋为口号，没收地主土地，再平分给贫民，故得到愚民的支持。我们要平定黑旗贼，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大力争取地主的支持。

“华夏历来都是农业社会，皇权总领于上，地主士绅自治于下。皇权与绅权，一向休戚相关，相依并存。绅权历经千年，地主的势力亦盘根错节，是皇权强有力的支持者。

“长毛贼虽然叫嚣‘有田同耕’，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平分地主的土地。黑旗贼叫嚣‘均田免赋’，学得是明末闯贼的口号。闯贼凭此口号得到农民支持，却遭到地主的激烈反对。闯贼本人，也死于一个小地主之手。

“眼下黑旗贼势力虽炽，却是烈火烹油，势难长久。关键是，要防止地主阶层与黑旗贼走到一起。我们应当多措并举，提升地主阶层的地位，特别要注重提升地主团练的权限。”

彭蕴章说了很多，最关键的是最后一句，提高地主团练的权限。

团练，又称乡勇，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地方民兵组织，在华夏历史悠久，自唐宋时便已常见。

满清乃异族统治中原，对兵权防范较严。清初时，朝廷便有诏旨，严禁地方办理团练，防止汉人借此掌握兵权、威胁满清政权。

嘉庆时，川楚白莲教起义风起云涌，八旗绿营不能阻挡。无奈之下，嘉庆帝只得允许川楚地区民间办理团练，执行坚壁清野政策。

当时，团练配合八旗、绿营作战，实行坚壁清野。白莲教沦为流寇，无法建立根据地，亦无法获得稳定的后勤供给，最终败灭。

此例一开，清廷逐渐放开了对团练的限制。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在1848年广州反对洋人入城的斗争中，地主团练都曾大显身手。

但此时的地主团练，只是民间自卫武装，军费自筹，不在正规军编制内，作战范围原则上局限在本乡本土，跟后世的民兵相似。

通常情况下，一地若要办团练，通常由当地的知府、知县出面，请当地有名望的乡绅组织团练。乡绅制定团练章程和互保之法，通常在户籍保甲制基础上进行组建，即10户为牌，10牌为甲，10甲为保，保有保正，甲有甲长，牌有牌长。

每二或三保，可组成为一团，是为团练。团练置团总一人，团副数人，负责本团防御和各团之间的联络。

不难想象，能当上团总的，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如广西西林县土司后裔岑毓英。团总手下有兵后，又会反过来提升团总的地位，对官府构成一定的影响力。

团练组建后，需定期集中训练，每月数次集训。若有农民起义军来到本乡，团练成员迅速集合，在团总指挥下统一行动，抵抗起义军。

通俗地讲，没事时，大家拿起锄头种地；有事时，拿起刀枪“防贼”。

不难看出来，团练的组织度、专业度都很欠缺，又没有正经的经费来源，团总又是没有官职的地方乡绅。这就决定了，地主团练难成正果，难有大的作为。

彭蕴章非常清楚，清军自1644年入关，至今已经两百多年，早已腐化得丧失了战斗力。要对付黑旗军、太平军这样的悍匪，八旗、绿营已经无能为力，必须死马当活马医，把希望寄托在团练身上，进一步扩大团练的规模、权限。

然而，此举极具争议。扩大团练，固然有助于应对黑旗军、太平军，却也会削弱清廷权威，不利于中央集权。

清朝又与前朝不同，满族人口只有一百多万，却要统治四万万汉人。满洲八旗、汉军八旗、蒙古八旗一共二十四旗，兵马仅二十余万人。

如果放开团练，汉人则能掌握数百万团练。日后，若他们有了异心，岂不轻而易举地推翻满清？

这是上层满人普遍担忧的。这个问题，只能私下议论，上不了台面，更不能在军机大臣中间讨论。

彭蕴章还没展开来讲，祁寯藻就坐不住了，抗声说道：

“团练之事，虽然已有先例，但都未成气候，只是作为八旗、绿营的补充，配合八旗、绿营作战。一旦扩大团练，极易尾大不掉，损及皇上威权。

“去年底，徽州籍的御史王茂荫上了一道名叫《筹备安徽防剿事宜》的折子，建议恢复团练。臣当时就反对，但安徽的团练终究办了下来。

“才半年功夫，皖北形势已经大变。皖北士绅办理团练，固然阻遏了长毛贼。但皖北的团练与捻子相结合，亦匪亦民，抗粮杀差，不奉官府号令。

“此前车之鉴，不可不察矣。臣以为，扩大团练无异于饮鸩止渴，务必要三思而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