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翰在东印度公司工作多年，对东印度公司内部弊病知之甚深。正如杨烜所说，英国议会迫于压力，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在东方的商业特权。东印度公司因此一落千丈，职员待遇大不如前。

作为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伍崇曜已经奉杨烜之令，向东印度公司发出邀请，希望公司派出职员，前来暨南军政府效力。

这是一件双赢的事。军政府得以接收东印度公司的军事、行政、技术、工商业方面的人才，东印度公司也能遣散多余的职员，降低管理成本。

在这件事上，伍崇曜已经与文翰通过气，得到了文翰的欢迎。

不过，最令文翰欣喜的，当是杨烜在香港问题上的表态。十年前，英国人通过中英《南京条约》强租香港岛，在远东获得了前进基地。

听杨烜的话意，似乎愿意承认英国在香港的权益。文翰十分欣喜，问道：“将军，大英帝国与清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军政府愿意遵守这些条约吗？”

这是一个危险的问题，也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满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譬如中英《南京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

这些条约，是列强入侵华夏的开端，也是华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

条约中最严重者，包括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地最惠国待遇，严重地侵犯了华夏主权。

协定关税，使华夏失去关税自主权，民族工商业失去关税保护。

领事裁判权，使华夏失去司法主权，酿成教乱等一系列问题。

片面最惠国待遇，则使外国兵舰可以随时驶抵华夏通商口岸，直接威胁华夏国防安全。

但总的来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条约，总体还算可控，危害性相对较小。不像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条约，几乎把华夏带入了万劫不复的地步。

譬如，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规定的协定关税，中外还能商量确定税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人直接把进口关税压低至百分之二点五，近乎零关税。

俄国人更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趁火打劫，获得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而领事裁判权，更令后人匪夷所思，意是满清官员主动提出来的。满清官员最怕与洋人打交道，便把司法主权拱手让给洋人，让外国领事自主审判本国国民。

在1852年，洋人尚未取得完全的领事裁判权。当时的司法实践中，譬如在上海租界，是由中外各国组成会审公廨，共同审判涉及到洋人的案件。

为了继承满清的庞大领土，杨烜必须奉满清为正统。为了防止华夏主权受到更多的侵害，暨南军政府应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前，即1860年10月前，正式建立国号。

现在，军政府还很弱小。为了争取洋人的支持，为了促进开放通商，军政府确有必要承认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这，其实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