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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顾名思义，是指上天的命令，以及上天主宰人间的命运。天命观产生于原始社会，因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认识天地万物的认识能力又十分低下，人们不能解释自然现象和把握自己的命运时，认为是上天之神所操纵和控制。

“天命”这一名称是由周人提出来的，但它源于殷商时期人们对“帝”这一神灵的信仰。周人以“天”来替代此前的“帝”或“上帝”，并从中引发出一些新的有别于“帝”的观念，这是殷商统治者所不曾有的。因殷商更盛行的是对无道德内涵的“天地鬼神”等泛神的信仰。

周初统治者在对待天命上，已发生了改变。在周人看来，天命虽由神的意志而决定，但决定的标准却在于人的道德性，即授天命的周人有了“德”，就能够影响上天的意志。无疑对统治者来说面临着新问题，即不仅仅的“祭祀”，去讨好上天和祖先神的保佑，应在于统治者修德。周初的统治者修德的内涵，多多少少已经包含了对待下民体恤。才有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的“天命”的新认识。“天视”，是天的眼睛；“天听”，是天的耳朵。周初统治者认识到，要执行天命，还要做到关注民情体察民意，才能不违背天命。

周初为“上天”赋予了一种新的内涵，不同于殷商统治者一味的去信奉上帝，而不重视修德，故失去了上帝的保佑。周初的“德”是配合天命的，这是周统治者看到殷统治者敬天而不安民，失国丧位的后果。敬天或要安民相结合，所以周公也看到了天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想要享有天命，就要履行好天命授给的职责与使命。这种思想确实比殷商统治者进步了，“天命”是要与安民相配合，上帝是让统治者修德才保佑你享有地位，否则就移位给有德者。在周公看来，着眼于治下的民，才能更好的配合天命。

在《多土》篇里，周公以王的口气对殷遗民进行训告，并大谈天命，又柔和了德教思想。

“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泽。在今后嗣王，诞罔显于天，矧曰其有听念于先王勤家？诞淫厥泆，罔顾于天显民祗，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

这段意思是：“从成汤到帝乙，商王没有不明德忧祀的，也是上天要大立并且安治殷商。商王也没有敢违失帝命。所以他们无不恭受天泽。而到如今继位的纣王，大不以天为明，何况会听从先王，思念先王为国家勤劳，他大淫其逸，不顾天威民病，因此上天不保佑他，降下如此大祸。

老天爷从不佑助不明德的人，四方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已经灭亡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有当受天罚之辞于天下的。”

在周公看来，大殷国因纣没有像先王那样，明德忧祀，而是大淫其逸，不顾天威，民病，才遭天罚。这天罚不过是周公认为周人有德而代天伐殷，完成的天罚。这虽是周人寻找的代殷的理论依据，但已然说明了上天才是人间的主宰。

《多士》的最后简致就是周公在拿“天命”恐吓多士们。

“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我乃明致天罚，移尔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逊。

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王曰：又曰时予，乃或言尔攸居。”

这意思是：“王说：多士们，上一次我从庵国归来，给你们管，蔡，商，奄四国百姓广泛下达了命令。我说我将会公开明确的实施上天的惩罚，把你们从远方迁来，是你们恭顺的就近臣事我们周人。

王说：告诉你们殷商多士，现在我不想杀你们，我要重申这个命令……你们如果能够恭敬，上天就会帮助，怜悯你们。如果你们不能恭敬对待，你们将不仅仅失掉你们的土地，我还会把上天的惩罚施加到你们身上……王还说：不过你们只有能够顺从我，才谈得上永久的居住下去。”

这《多士》篇，开篇对多士们讲到因纣失德而遭到天罚，被周人所灭，说明上天是佑助地上的有德之主。周统治者讲德，被上天看到，把天命移给了周，也使殷遗民看到希望。但这《多士》的最后又有点“图穷匕首见”的味道。这“天”是谁呢？似乎就是掌握着最高权力的周公了。周公成了“天”的代言人。你不顺周公，就是不顺从“天”，那么，“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你若顺从的话，“乃或言尔攸居”。这是**裸的霸权主义，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专制思想逻辑。周公首改以往的神权意识，以天命神权为其统治服务，周初是天命神权政治化的开端，即“神道设教”的开始。

周初的倡“德”成为周初王朝笼络殷遗民的一种手段，而大倡“天命”是为寻找镇压反抗者的一种借口而已。周公俨然是一个大祭司、大教主、大独裁者、军事寡头。国家的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手里，可以任意以天命来恐吓杀掉不顺者和异议者。那么，如何成为天的代言人呢，自然是最古老的人神沟通方式——龟卜。周公可以借占卜来代天言论，行使天罚（三千年后的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杨秀清也曾上演过代天父言，而行世俗的闹剧）。占卜已经变成统治者的神道工具。在“周书”里周公还在亲自为武王的病情而用龟卜，设坛祭祀，为的是巩固自己的权威。周公开了中国一个坏的先河，以神权来维护个人的专制地位，周公为中国的神权与一统专制做了奠基。中国后封建社会里的二千多年的帝王制度，实则是周公开创的神权与大一统帝业继承与发展。战国王权思潮上升时期与后封建社会里，不能不把理性与辩证的，并没有神权与专制思想的《周易》给包裹，给遮蔽，披上神秘的面纱，为帝制服务。

虽然周初统治者提出了“德”，但这“德”的目的是配合“天命”的，故周初并没有走出神学地带，周初“以德配天”的实质，同样是为“君权神授”做的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