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这一“卜甲”图片上有一组上下刻写的“六联体”符号外，在符号的一侧还有三个刻写的甲骨文字。而图片旁还有《楚竹书周易研究》作者临摹的一组十二个上下排列的像数字符号。这可能是那片龟甲上的这组符号看不清，还是什么原因，作者把那组符号临摹下来。我们这里只把作者对这一卜甲图片上的“刻画”及文字的“释文”转录如下：

释文里有二组所谓的数字，是作者用现代的数字临摹出来。

一组所谓的数字“七七六七六六”

另一组所谓的数字“六七八九六八六七一六七九”

所谓的数字下面有“贞吉”与“习九、习六"文字。

不过这些所谓的数字和文字都是上下排列。

作者释文里的两组数字，一组为六个数字，就是“卜甲”图片上的那组刻画符号被认为是三个七，三个六的组成。而另一组十二个数字，是作者临摹“刻画”下的释文。即不是原始“刻画”，故不知那组原始“刻画”是何形状，我们对这一组数字也就不作评论。那“卜甲”上的“贞吉”二字无疑问，而另一个（即被作者释为“习九习六”）像是一个难以识别的文字，还是什么“符号”，不得而知。就“卜甲”上那组“六联体”的刻画符号，被作者释为“七七六七六六”则是不妥的。作者把那组刻画符号释为“数字”，并称为“数字卦”，这是作者受“数字卦”说的影响所致。这“卜甲”上的一组符号就是那套“六十四画符号”里的一个符号而已。即被后来称为六十四卦符号里的一个卦符号，而不是“数字”组合。这是刻写的形状是因时代的不同所致。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字在发展过程中，也有过较大的变化。而“六十四画符号”从初始的形成，到传播发展的过程中，在刻写上一样是有过变化的，这是随着时代与地域的不同所造成在刻写上的不同。如同某一文字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在书写上出现的变化，但字义并没有大的变化道理。“六十四画符号”也是这样，从商朝、西周、战国到两汉时期在刻写上虽然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但已然是那套六十四画符号，这一点是确证的。正如这一“卜甲”上出现的刻画符号的特征，既是六个符号为一组，又是以两种符号所组成，不是“一”或这种写“+”，实际是早期的一种刻画符号写法内容，这明显是与数字不相同。这一卜甲上的所谓“数学卦”(七七六七六六)，实是商代时期一组六联体符号而已，若转换成现在的写法就是“一、一 一”的组合，也就是今本《周易》那套符号里的所谓“渐卦”符号而已，那是一组符号而已，不能释成数字，更不能称“数字卦”。

单就这一片龟甲上的一组刻画符号还不足说明问题，我们继续向下看。上面的“卜甲”上的刻画符号是引用《楚竹书周易研究》“第三章考古易的发现”中的资料，算引用资料（一）。

引用资料（二）：“河南安阳苗圃北地遗址磨石，商代晚期（祖甲至康丁），数字卦”

这下面的图是笔者在网上查到的，但这一图片上的说明有误，即“陕西凤雏树出土数字卦符”（此说明里的“树”字也是个误笔，应是“村”字。即凤雏村）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应是“河南安阳苗圃北地遗址磨石刻画符号”。

《楚竹书周易研究》“第三章考古易的发现”中收录有此图片，当然是没有“陕西凤雏树出土数字卦符”这种说法。《楚竹书周易研究》里对这一磨石上的的刻画符号同样释文是“六六七六六八”，也同样认为是“数字卦”。

(因无法上传，故略去)

我们看到这磨石上的一组符号，同样是六联体的符号，与前面“卜甲”上的那组符号的特征一样，都是有两种符号，即像“十”像“八”的两种符号所组成，并且不多不少，是以六个为一组。只是这磨石上的这组符号里的最下面的符号与其它像“八”的符号有所不同。我们认为这个有所不同与那些像“八”的符号，实乃和那些像“八”的刻画没有本质区别，这是刻写时的规范与否问题。所以不能把那六联体的画符号释为“六”、“七”、“八”的数字，更不能称什么“数字卦”，那是“六十四画符号”里的某一符号而已。因为早期的“六十四画符号”刻写并不是统一与规范，这套符号就是在战国到汉朝这段时期里，在刻写上同样出现了较大的差异。“楚竹书《周易》”里的写法，即竹简上所写《周易》里的那套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的写法是“—”与“∧”；而到帛书《周易》，对这套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的写法变成了“—”与“┘└”；而到了汉朝的石碑上所刻写的这套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变成了“—”与“— —”，虽然竹书《周易》、帛书《周易》、石碑上的《周易》里的那套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写法不同，难道说这就不是“六十四画符号”了吗？岂能把这些符号释解成“数字”么？还能称为“数字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