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周易》一书内容所透出的历史信息，看其产生的时代

传统上认为《周易》里反映“文王与纣之事”的内容，是在《周易》里的《泰》篇，有“帝乙归妹”，《明夷》里有“箕子之明夷”，《升》里有“王用亨于岐山”，《归妹》里有“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的句子。

从这些文章出现的人物故事，就是发生在殷周之际的事情。大概后人读到这些句子，就联想到《周易》是这一时期产生的。故《系辞》里就认为“《易》之兴，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为了抬高今本《周易》为“经”的地位，汉朝时期把《周易》说成是文王创作的，东汉又出现说周公作了“爻辞”。这可能是看到《晋》篇中有“康侯用锡马蕃庶”，认为“康侯”是周公的弟弟，就又把《周易》产生的下线推定到周公时期。帛书《易传》记载了孔子认为文王作《周易》卦爻辞，到司马迁作《史记》就说成是“西伯拘而演周易”，而到东汉的班固作《汉书》就说成是“人更三圣，时历三古”的一部“易”了。对《周易》产生之说，也有点像顾颉刚所讲的古史观那样：“历史是神话层累地造成的”，“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越后越详本身没有错，可能后来的研究成果更大。但古人（即帝王专制时代）的古史观，却有越后越添加的想象与政治意图的成分多，并不是在史料的基础上，研究出了新成果。早期的史书有点像演义的味道，如《左传》与《史记》。

我们且来分析出现在《周易》一书里有关殷周之际的历史故事。《泰》里有引用“帝乙归妹”这一故事，“帝乙”是商朝晚期的王，即商纣王的父亲。在现代的“历代纪元表”商世系就有“帝乙”的名字。“帝乙归妹”是商朝帝乙嫁女的故事，是把纣王的妹妹嫁给西伯（文王）的事件。这是现代史家所考证而被多数人认可的历史事件，这也是历史上以联姻方式取得统治地位上稳固的惯常手法。《周易》作者把这一历史事件引用到《泰》文里，是阐明政治上的一个道理，是谓引证。而不像《易学基础教程》里的说法：“‘帝乙归妹’，是说殷帝乙把女儿嫁给周文王……当时，周人大概对此事进行了占筮，并筮得此爻，结果是吉，而且后来应验了。于是，后来《周易》的编者就把这条筮辞编进去了”。（《易学基础教程》朱伯崑主编 九州出版社 2002年版 第57页）

把《周易》一书内容说成是占筮应验结果筮辞的汇编，这种说法真乃是天方夜谭。“帝乙归妹”一词出现在《周易》一书里，是属于引证。我们看原初《周易》(与今本《周易》里所谓的卦爻辞一样)第11篇《泰》里的全文：

“ 泰，小往大来，吉亨。

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这“帝乙归妹”是《泰》篇里的一句话，而这一词后面还跟着“以祉元吉”这四个字，单就这句话译成现代文是“殷帝乙把女儿嫁给西伯，以此得福，是十分吉祥的事情”。这是帝乙以和亲政策稳着了周人反商的速度，这当然被看作是福祉之事。但从全文来看，这一句就是属于引用，是引用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作为历史经验来阐明一种道理。这里的引用所阐明的道理，是非常明确的。我们把《泰》篇全文译下：

“第十一.通泰，是由小到大的发展，这是遵循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才是吉祥亨通的事情。

拔茅草，应把相连在一起的根结一同拔掉，即除恶务尽，才是正确的。葫芦挖空，用来做渡河的工具，不至于沉没。不去结党营私，这样做是崇尚于中庸之道。没有只有平地，而不见陡坡的；也没有只出去，而不复返的。在艰难困苦中，坚守正道，无需忧虑，灾难自然克服。这正是有了爱，才会享有幸福。自由交往，即使未能与邻伍富裕，但相邻之间没有戒心，这正是有了爱作为根本。商帝乙把女儿嫁给周文王，以此得福，这正是相邻和谐上所做出很好的事情。但从此放松了警惕，城墙倒在护城壕里；也不再加强军备，这命令来自都城，其结果就出现了危险。”

这《泰》篇不难理解是讲述政治上的道理，是为“君子”（即诸侯们）讲述治国安邦上的政治经验。全篇文章多用生活中常见事物来比喻事理。而这“帝乙归妹”则是引用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以增强本文的说理性。这是引用历史上帝乙用和亲的政治手段，使两临（周族与商王）之间建立和谐相处的关系。帝乙的和亲政策确实延缓了周人灭商的步伐，西伯却没有灭商建国。这是《周易》作者引用这一历史事件，为君子讲述在政治上，诸侯间的联姻，也是“由小到大”发展的一种策略。但《周易》作者在最后讲到的是，若一味依靠和亲政策，而不修军事，放松警惕，一样会招致危险的。这也是影射帝乙嫁妹最终并没有使商王永保太平，最后还是被周人灭掉的历史教训。 《周易》里引用“帝乙归妹”，是引用历史上形成的成熟的经验，以此增强文章的说理性。单就依据《周易》里引用的历史故事，如“帝乙归妹”，“箕子之明夷”，“高宗伐鬼方”，就推断《周易》产生在这些时期，显然是没有十足的说服力。也就会把《周易》一书里的引用故事，当成《周易》一书时期发生的事情给混淆在一起了。在《周易》一书所引用的历史故事，上至殷商的武丁（武丁与帝乙还有八代时间），武丁庙号高宗，是盘庚后第三代王。这一历史人物被引用在《周易》里的《既济》篇中，“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这种引用若算是证据，以证明《周易》里反映了武丁时期的活动事情，就得出《周易》产生的上限来，这显然是错误的。现在认为这是做文章的一种修辞方法，叫引用。在春秋战国时期里的典章中，可以看到大量的运用引用。这《周易》里出现的“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箕子之明夷”，是一种写文章的引用，不表明引用了这些历史人物，就认为是《周易》一书产生在这一时期的证据。但不否定对历史文献产生时间不明的考证，不排除从其文献书籍中看所引用的历史事件，来推断不明文献所产生的时代，这只是一种考证方法而已。现代易学上一般认为《周易》一书里反映的历史故事的上限是殷商的武丁时期，而下限是周初。作为《周易》下限的根据，是以《晋》篇中出现的“康侯用锡马蕃庶”的故事。这是被史学家顾颉刚研究认为“康侯”即卫康叔，封于卫，乃武王之弟，称康叔。顾颉刚先生著有《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收在《古史辨》第三册，顾颉刚先生是从《周易》所谓的卦爻辞中的故事来考证《周易》的著作年代。并认为《周易》中没有引用周成王以后的故事，据此，认为《周易》当成于西周初叶。而朱伯崑主编的《易学基础教程》一书里也这样认为，此书里说：“过去儒家学者把《易经》的作者归于伏羲氏和文王，周公等古代圣王，目的在于把《易经》这书神圣化，抬高它的地位。经过现代学者的研究，我们知道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但是，这种看法中也包含了一定的合理因素：第一它认为《易经》这部书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卦爻辞可能不是一人所作，这符合历史实际。第二，它认为卦爻辞作于殷周之际或周初，距事实也不远，因为经现代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发现卦爻辞中所提到的历史人物及事件，其下限没有晚于西周初期的，这表明卦爻辞在西周初期或前期即已作成”。（《易学基础教程》朱伯崑主编 九州出版社 2002年版 第56页）

这《易学基础教程》的写作教授们也是这样的认为，认为《周易》一书里所引用的历史人物与事件没有超出西周初期，所以就认为《周易》一书产生的时间是西周初期或之前。这单从《周易》一书中所引用的历史故事，为据证明《周易》产生于西周初期，而不去综合分析《周易》一书的思想内容所反映的时代气息与文化背景，则有失偏颇。因《周易》里所引用的历史人物，只能是对《周易》产生时代的一个方面上的印证。

我们前面已从《诗》里的一些诗篇与《周易》的文法及内容性质的对比，推断《周易》一书产生的时间不可能是西周初期或前期，而应是西周后期产生的，但这也是一个方面的推断。那么，除了《周易》一书里引用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之外，是否还有能印证《周易》一书产生的时间晚于周初的信息吗？确实在《周易》一书里，我们发现了反映西周晚期的时代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