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可以由“西周文”（即《尚书》里的《周书》）与《周易》两者的思想风格对比，发现两者不是同一时代的产物。“西周文”里表现着浓重的天命神学思想，而《周易》一书已突破了天命神学观，是理性思辨的哲学。

我们且看“西周文”里所表现浓重的天命巫术观，如：

《大诰》“天降威，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王害不违卜？’”

《金滕》“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墠。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圭，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史乃册，祝曰：“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圭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 乃卜三龟，一习吉。启龠见书，乃并是吉。公曰：‘体！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终是图；兹攸俟，能念予一人。’ 公归，乃纳册于金滕之匮中。王翼日乃瘳。”

《泰誓》“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予小子夙夜祗惧，受命文考，类于上帝，宜于冢土，以尔有众，砥天之罚。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尔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时哉弗可失……天乃佑命成汤，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剥丧元良，贼虐谏辅。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厥监惟不远，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

“王曰：呜呼！我西土君子。天有显道，厥类惟彰。……上帝弗顺，祝降时丧。尔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罚。”

《召诰》“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仇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显。我非敢勤，惟恭奉币，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洛诰》“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东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来，来，视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贞。公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诲言。”

总之，我们从“西周文”里看到的是充满着浓重的天命神学思想，以及周公不断地与鬼神沟通的巫术行为。

周人在灭商前后，无论是武王东征，或周公辅政，反映这段历史的典籍“西周文”（《周书》），真正反映了西周初期的时代背景。周人建国后同样是继承了商人的天命思想，但周初的天命观，已不同于商王朝的天命观。周王朝对天命赋予了一种全新的诠释，在西伯（文王）开始剪商时，即不断消灭与周族为邻又是附属于商王的小邦国。在灭商王的属国黎国时，纣王的大臣祖伊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恐慌，跑着向纣王报告这一事情。祖伊自然能够预见到西边周人的目的，并会成为未来商王朝的劲敌，将直接威胁着商王的共主地位。但纣王听到祖伊报告这一消息时并没有感到如祖伊那样的恐慌，反而对祖伊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这时的纣王还在全心全意的信奉天命，认为自己就是有命在天，是帝佑命于自己当王，有上帝的保佑，对西伯扩张领土之事不以为然。纣王认为自己有命在天，还怕什么呢？殷纣王的天命思想正是传统的天命思想体现，整个王国里不都在信仰着天命，祖祖辈辈不是在信仰着天命，祭祀着鬼神，纣王自然是从小到大就是被天命思想灌输着。所以纣王自然是相信“啊！我的命运难道不是早就由上天决定了吗？”

可祖伊对纣王提出的疑问给出的解释是：“呜呼！乃罪多，乃能责备在天？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

祖伊说的意思是“啊！您的过错太多，上天已有所知，难道还能祈求上天的福佑吗？殷国就要灭亡了，您要勤于政事，为国努力啊，要不您的国家能不被周国消灭吗？”

纣王与祖伊的这段对话虽是出自《尚书·西伯勘黎》，此文不过是西周初期统治者设教的目的。纣王与祖伊的对话，正是体现了周初统治者对天命的新诠释。

在“西周文”里充满着浓重的天命思想与占卜巫术迷信的同时，又宣扬着“以德配天”因果报应的“天命政治观”。“以德配天”正是周人建立周朝后的政治纲领，这既是历史政治经验所得，也是政治统治的需要。只因小周邦却消灭了大殷国，在建立的周人分封的一统天下的家天下统治后，不能不沿用商朝的天命思想来统治殷商留下庞大的商国子民与地盘。周人同时给天命一种新的诠释，是为自己夺取天下寻找出一种新的借口。即要想得到天命的保佑，是要附有条件的。周朝的统治者给出的“条件”就是“德”（即周王应虔诚的祭祀天帝与祖先神，以及勤恳的为“天命”赋予的治理好天下子民的使命），“以德配天”成为周初的政治口号。周王朝讲的“德”，就是“西周文”出现大量的“德”说。周初的“以德配天”，也就逐步演变奠定了帝制社会两千多年道德治国的乌托邦论调。

“西周文”里一面大讲天命与神沟通的同时，一面也大力颂扬开国之功的文王。周初在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时，“天命观”是一种有效地治‘天下’的政治手段。周人把自己取代殷商统治说成是天命不佑护了殷纣，而佑护了周人的文王；是殷纣违背了天命，文王顺应了天命，这就给天命以全新的解释。在“西周文”里，充满着这种“天命”的思想意识。“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国。天乃佑命成汤，降黜夏命。”（《尚书·泰誓》）

这是周人要取代殷商时，寻找出历史根据的说法。夏桀不能顺从上天，给国家造成灾害，于是上天就不再保佑夏桀，废除了夏桀的国运，而保佑了成汤。这是武王在《泰誓》里的讲话，是为自己灭商寻找到的理论根据，这正是“君权神授”的最初理论。

周人建国后，不是不信天命，而是相信天命保佑了文王，才取得了立国的基础。而西周倡导的“德”，其目的是“配天”的。“西周文”里充满着“以德配天”的思想，既笼罩着浓重的天命巫术思想，又阐发着以“德”的王政说教。这正是西周初期时代的背景决定了。“西周文”里的思想与《周易》一书的思想是不同的。《周易》一书，既没有了天命思想，而且是一部无神论的政治哲学。《周易》打破了西周初期“以德配天”的天命神学思想，而构建出的是“以爱为民”（《周易》里没有“德”说，而是出现了大量的“孚”说。“孚”的本义就是“爱”）的“民本”思想。《周易》一书是一部理性思辨的政治哲学，显然与西周初期的时代背景不符，既不是周初的统治者（即文王、周公）创作了《周易》，更不是西周的史巫创作的《周易》。

既然《周易》一书不是西周初期产生的，哪么是出自何时呢？是否是出自西周中期或后期呢？我们继续寻找其产生的时代佐证来，虽然“西周文”里找不到《周易》一书的蛛丝马迹，那么，还有反映西周时期的一部诗歌汇集——《诗》。我们看能否从《诗》里寻找到《周易》一书产生的时代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