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第二篇·二)

3、今人对《周易》一书产生的说法

我们再听听当今专家学者是如何对《周易》一书产生的说法。

李镜池的《周易探源》一书里对《周易》一书产生的说法：“我们现在认为《周易》的编著，出于周王朝的卜史之官，成书年代，约在西周晚期……而占卜之后，把占辞记在策上藏起来，年底做一次总结，计算有多少是灵验的，有多少不灵验的。所以在卜史手里掌握了许多材料，供他们参考。《周易》就是从许多材料里选择出来，有经过分析和组织，编成这样一部占书。”（《周易探源》序 李镜池著 中华书局 1979版 2007年4此印刷 ）

台湾学者屈万里著有一文“《周易》卦爻辞成于周武王考”，这一文的结论是“《卦爻辞》既系创作而非杂篡，由《卦爻辞》自身正之，既有三处足以证明其成周武王时，且当克殷之后，是全部《卦爻辞》之著成，亦当此时，可无疑也。”（《周易二十讲》 廖明春选编 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第192页）

这一说法，是与大陆史学家顾颉刚所考辨“卦爻辞”而认为是作于西周初叶的说法相同。这与传统上的说法也是一致的。顾颉刚所考辨出《周易》里出现的康侯，就是周武王之弟，这就成为后学者认为《周易》一书产生的下限（见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

台湾高怀民的《先秦易学史》中，把先秦易学分为三期：

第一期自伏羲氏画卦至周文王，称“符号易”时期。

第二期自周文王演易至孔子，称“筮术易”时期。

第三期自孔子赞易以下，称“儒门易”时期。

虽高怀民称谓上与众不同，但其意与汉说（即“人更三圣，时历三古”）是基本相同的。高同样认为《周易》是文王作的一部筮术易而已。

朱伯崑主编的《易学基础教程》一书里这样说：“因为经现代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发现卦爻辞中所提到的历史人物及事件，其下限没有晚于西周初期的，这表明卦爻辞在西周初期或前期即已作成。”该书里又说：“《易经》卦爻辞的来源非常复杂，后来被人编篡在一起，编者并不是周文王或者周公等，而可能是西周时期一个或者一些卜史。卜史在周代是负责占筮的官吏。”（《易学基础教程》朱伯崑主编 九州出版社 2002年版 涤6页 第60页）

《易学基础教程》里不称《周易》，而是称谓“《易经》卦爻辞”。所认为的“《易经》卦爻辞”不是文王、周公创作，认为可能是西周卜史所为。但认为“卦爻辞”在西周初期或前期即已作成。

《易学基础教程》对“卦爻辞”产生的说法还是传统上的“殷周之际”的说法。只是对作者变了个说法。

2009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来自台湾的一位教授，讲《易经的奥秘》，同样认为伏羲氏作八卦，文王演《周易》，孔子作“十翼”。这是“人更三圣，时历三古”说法的忠实继承者。

看来主流话语，还是传统上的说法。无论认为《周易》（虽然一些人错称为《易经》或“卦爻辞”）一书是殷周之际产生的，或是认为文王、周公之作，或是认为史巫之为。但总的是认为西周初期产生的，至于是文王、周公，或是史巫个人，或史巫集体创作了《周易》，都无关紧要了。因为无论是谁创作，不外是西周初期，也不外是卜筮的卦爻辞，还分文王与史巫么？不过当今的学者皆把今本《周易》作为原创之本的《周易》论之，所认为的是“九·六”爻题的《周易》是周文王之为，这种认为自然是错上加错了。

而还有一位，只是众多头衔之称中的历史学家之称的郭沫若，在他的历史研究中，也对《周易》一书产生有说法，并且这说法，特与众不同。郭沫若对《周易》一书考证所得出产生的时间，可谓语出惊人。用现在有个流行的话说，叫“雷语”。郭沫若说：“《易经》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就跟我们现代的各种神祠佛寺的灵签符咒一样。它的作者不必是一人，作的时期也不必是一个时代。全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卦有卦辞，爻有爻辞，合乾卦的用九，坤卦的用六，一共有四百五十项文句。这些文句除强半是极抽象、极简单的观念文字之外，大抵是一些现实社会的生活。这些生活在当时一定是现存着的。所以如果把这些表示现实生活的文句分门别类地画分出它们的主从出来，我们可以得到当时的一个社会生活的现状和一切精神生产的模型。让《易经》自己来讲《易经》，揭去后人所加上的一切神秘的衣裳，我们可以看出那是怎样的一个原始人在作裸体跳舞。”（《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8年版 第25页）

这里我们要知道郭沫若所说的《易经》，是不包括“十翼”内容。郭说的《易经》，就是他人说的“卦爻辞”，实际就是今本《周易》一书。但一般人很难分清这种称谓上的混乱。显然郭沫若也是把“卦爻式”的《周易》文本认为是原始文本的《周易》给议论一通。

郭沫若要证明他认为的《易经》是古代卜筮的底本，这是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认定，这是其一。其二，对《周易》所产生的时间，郭氏认为“我们可以看出那是怎样的一个原始人在作裸体跳舞”。很有意思，郭沫若讲《易经》却联想到“性”。郭氏又说“八卦的根底我们很鲜明地可以看出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孑遗。画一以象男根，分二以象女阴，所以有此而演出男女，父母，阴阳，刚柔，天地的观念。”（《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第21页）

郭沫若同样不知“画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之一在先秦的写法并不是他认为的“分而为二”，而是像“八”的写法。因为郭沫若曾对早在北宋末年，于湖北麻城出土过六件西周初期的铜器，其一被称作中鼎的铭文末尾，有两个“画符号”，宋人释为“赫赫”二字。而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收录了中鼎铭文，释为“末二奇字殆中之族徽”。即郭沫若把那两个“画符号”解释为“族徽”。所以郭沫若只知传世卦符号写法，而不知先秦时期对《周易》一书里所用“画符号”的写法。否则就不会把先秦里出现的“画符号”，解释成“族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