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我不碰，你们也来不及拿回来，到时候连那个人到底是不是死者都确定不了，”费渡一耸肩，“有个人跟我说过，‘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会留下痕迹’，不过能不能拿到，就靠双方的运气了，你们这次运气还好吗？”

骆闻舟倏地一愣，脸上的试探、戏谑与隐约的针锋相对立刻荡然无存，有一瞬间，他嘴角甚至有些紧绷。

骆闻舟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口袋里的烟，想起了什么，又放了回去。

两个人之间顿时沉寂下来，谁也没看谁，只是隔着大约一米的距离并排坐着，像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门窗都是锁好的，所有房间都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当时那年代里最先进的安全系统完全没有被触动。”骆闻舟突然开口说，他声音很低，语速却很快，好像这些话已经背诵过好多遍，能像顺口溜一样一个标点符号不错地说出来。

“她当时化了妆，换了衣服，甚至放了音乐，现场有某种仪式感。身边的书桌上有摆放好的遗书，经鉴定，笔迹确实属于死者本人，写下那封信的人有明显的抑郁倾向，这与她日常服用的抗抑郁药物情况也相符。死者本人是成年人，本身并无重大伤病等导致其机体不能自主的情况，体内没有检查出足以致人昏迷的药物，身上也没有任何抵抗伤——这是我们当时收集到的全部证据，你是报案人，你比我们更早接触现场，除非你想告诉我，你当时隐瞒了什么证据，否则这就是毫无疑问的自杀。”

费渡没吭声，他的坐姿看起来十分放松——两条腿交叠，上身微微前倾，一只手随意地搭在膝盖上，另一只手拎着个已经不再冒热气的纸杯，修长的手指在杯口上以某种节奏一下一下地敲打着，好像空气里弥漫着某段别人听不见的乐曲。

“我当时对你说，‘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会留下痕迹，只要它是真实的，没有痕迹支持你的想法，你再怎么相信，那也是在臆想中钻牛角尖’，费渡，你可能有某种直觉，但我们是不可能靠直觉办事的，我的直觉还每天告诉我自己能中五百万呢。”骆闻舟的目光在费渡的手指上停了一下，接着，他用近乎冷酷的客观语气说，“而且你知道吗，国外一直有种理论，说一个人如果想自杀，她可能会突然用某种方法对亲人表白——她的表白，你当时也听见了。”

费渡的手指倏地凝固在半空中。

骆闻舟伸长胳膊，从他手上抽出纸杯，放在一边：“你要是想跟我聊那件案子，我至今仍然坚持自己的判断——不过不管是谁的判断，那都不重要了，人死七年，盖棺定论，相关证据已经湮灭，我说句不好听的，她重新投胎都已经上小学了。活人可以念念不忘，那是情感寄托，但执迷不悟，那就没有意义了。”

费渡保持着原来的坐姿，一动不动，像是已经成了一座雕像。

这时，张婷和律师并肩走了出来，费渡的目光这才轻轻一动，原地冒出了一缕活气。

“我不接受你这个结论，骆警官。”费渡开了口。

骆闻舟听了这句话，并不觉得意外，只是耸了耸肩。

费渡一整衣襟，站起来迎着张婷他们，低头看向骆闻舟，他脸上没有一点笑意，眼神甚至有些阴沉：“但是你的忠告未必没有道理。”

骆闻舟吃了一惊，然而费渡说完这句话就重新扣上他风度翩翩的面具，陪着张婷走了，没再和他有什么交流。

费渡刚替张婷拉开车门，就看见市局门口停下一辆警方牌照的公车，司机先行下车，朝市局指了指，说了句什么，接着，一个瘦小的中年女人踉踉跄跄地从车里钻了出来，她张着嘴，一脸畏惧与茫然交加。

她手指紧紧地按在车门上，花布的裤子顺着她两条麻杆一样的细腿上垂下来，瑟瑟地轻轻摇晃。

开车的司机回手带上车门，半扶半推地带着女人往燕城市局里走。

女人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抓着旁边人的手，哆哆嗦嗦地走了几步，忽然缓缓蹲下，发出了一声喘不上气来似的抽泣，继而停顿片刻，歇斯底里地嚎啕大哭起来。路过的人无不驻足，有些甚至拿出了手机。

费渡的眉头轻轻一皱，听见律师在跟张婷喋喋不休地说：“他们所谓的‘重大嫌疑’根本没什么证据支持，张小姐，你放心，我留在这里盯着，等到了时间，他们非得放人不可！”

“何忠义的母亲患有尿毒症，常年透析，家里只有他一个经济来源，”郎乔跟在骆闻舟身边飞快地说，女人的哭声极具穿透力地在市局里回荡，郎乔有些于心不忍似的一皱眉，“她这么哭受得了吗？本来就有病，别一会再出什么事。”

骆闻舟没来得及回话。

旁边另一个刑侦大队的警察小跑着过来：“老大，花市区分局打了报告，以凶犯涉嫌抛尸，案发现场不祥，分局辖区管理权限为由，要把‘520’案转给咱们。”

“老大，燕城传媒在线的电话，想知道咱们已经抓住了嫌疑人的消息是否属实。”

“骆队，那个张婷带来的律师，一直在质疑我们的逮捕程序，咱们羁押张东来证据不足啊，是不是就得放人？”

“骆头儿……”

骆闻舟伸手往下一压，压下了众人的七嘴八舌。

他在何忠义母亲隐约的哭声中接起电话：“陶然，说。”

“闻舟，我拿到了34路的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