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关卓凡说道，“且孙可望再造的，不仅仅是一支兵，而是一个国！——或者说，因为他再造了一个国，才能有这样的一支兵！”

“张献忠死时，大西军其实已经陷入了绝境——后有本朝的追兵，前有南明扼守长江天险，前不得，后不得，眼见就要全军覆没了！”

“但张献忠一死，孙可望即联络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杀掉了‘皇后’和宰相汪兆龄——张献忠死后，此二人依旧高据诸将之上，不但颐指气使，更主张一切皆照‘先帝’生前意旨行事，即：继续‘杀，杀，杀’！”

“障碍一去，孙可望等立即改弦更张，下令‘自今非接斗，不得杀人’，区区九字，如有神效，大西军面貌一变，气势再起，一举攻克重庆天堑，打开了南下的通路。”

“由川入黔之后，孙、李等果然秋毫无犯，所过民皆安堵，南明守军，固然无力与抗，本朝追入贵州之后，亦因地方荒芜，粮食接济不上，不能不班师回川，由此，大西余部便彻底摆脱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困境，从容展布了。”

“孙、李、刘、艾并没有偏安于贵州——第一，贵州太贫瘠了，没有多少施展回旋的余地；第二，彼时，本朝已经控制了四川，贵州距四川，也太近了些——孙可望将目光投向了云南。”

“刚好，彼时的云南，发生了沙定洲之乱——蒙自土司沙定洲叛乱，黔国公沐天波出逃，云南全境一片混乱，时机真正再好不过，于是，孙、李等挥军入滇，并冒称自己是沐天波妻子焦氏家族的兵马，此次入滇，是为沐国公复仇来着。”

“这一招大有奇效，滇、黔两地人民，皆深信不疑，大西军所至，悉开城门降，全无梗阻，直到孙、李兵临昆明城下，当地官民才发现，‘焦家兵马’的真实身份，居然是——‘流贼’！”

“不过，已经晚了。”

“孙可望由此被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推为主帅。”

“经过一年的东征西讨，云南全境彻底平定，孙可望开始着手‘建国’了。”

“这个‘国’，不是‘大西’，而是‘大明’。”

“为聚拢人心，减少内耗，孙可望同沐天波以及云南当地官绅达成妥协，弃大西年号，用大明年号，共誓‘共扶明后，恢复江山’，不过，因为云南僻处西南一隅，中国大部分地方则一片混乱，弄不清楚彼时的‘正朔’是哪个朝廷，因此，暂用干支纪年。”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决定，不然的话，云南的各派势力，不可能一心一意的聚拢在孙可望的麾下，这个……嗯，‘促大局，谋发展’。”

“咱们来看看，孙可望在云南，都做了些什么？”

“第一，整顿吏治。”

“孙可望‘重廉吏，除贪酷’，治吏的最重要的一招，就是‘不时差人易服色，暗访查，有廉者立加奖擢，贪者立拿斩首，传示各府州县’，如此雷厉风行，荡涤污秽，很快便致‘全滇之官无一人敢要钱者’。”

“第二，开言路。”

“立登闻鼓，凡政有不便于民，许地方头人赴诉，立即除之；有可以便民者，立即行之。”

“又传令地方，不论士绅军民，有为地方起见，即一得之愚，亦许进言，立引见，不许拦阻，即妄诞之言亦不深究。”

“第三，行‘履亩科租’法。”

“将部分州县和卫所的田地，‘分为营庄’，派大西军偏裨管理，踏勘田地所出，与百姓平分，然后在官府所征的那一半中，拿出五分之一，拨给田主——即田主所得，为收成总额的十分之一。”

“算一算，这个收成的分配，大约是官四、民六。”

狮子插一句，“分为营庄”——其实就是变相的“土地国有化”啊！

产权，名义上还是“田主”的，可是，处置权、收益权，已经被政府拿走了。

“这个收成，官府征走一半，看似重赋，不过，这是一次过的，除此之外，耕者既不必向田主交租，也再没有其他的苛捐杂税，较之以前，所得不是少了，而是大大的增多了——以前，田主、官府各种盘剥之后，耕者之所得，可能只剩下二、三成了！”

“因此，农民皆大为踊跃，当年的收成，就倍于往昔；次年，又是大熟；第三年，还是‘大有年’——可谓五谷丰登了！”

“官府、小农两利，倒霉的，自然就是‘田主’了。”

“不过，倒霉也有限——虽然只能拿收成的十分之一，但因为‘蛋糕做大了’，这个‘十分之一’，虽还是比不得之前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二’，可也差不了太多，至少，生活有着，饿不着肚子！”

“因此，对于‘履亩科租’，田主们只是腹诽，尚不至于铤而走险。”

“第四，铸铜钱。”

“‘铸铜钱’三字，说起来、听上去，平平无奇，然而，对于云南，却是改天换地的一件大事！”

“说来吊诡，云南产铜，中国铸钱用铜之半，出自云南，然而，云南自个儿，直到前明万历之时，仍以贝币交易！之后，虽经官府倡导，逐渐使用银、铜，但民间交易，贝币依旧畅行其道。”

“孙可望令有司铸‘兴朝通宝’，并以霹雳手段，大力推行，三令五申，严敕人民弃贝币、用铜钱，违其令者，劓之乃至刖之！直至罪死！”

“不过短短一年，铜钱流通全滇而贝币绝迹！”

“竹兄，这真正是一个奇迹！——匪如此，哪里来的百业兴旺？云南又如何可以同中国其他省份，彼此交通，互惠有无？”

“第五，整顿盐课。”

“云南产铜之外，还产井盐，这亦是一大利薮，只是以前重视不够，管理不善，由得各盐井自生自灭，官府从中所得无几。”

“孙可望将一切盐井收归官有，设‘总理云兴通省盐政税务总镇’——管盐课的官员的头衔，竟然是总兵！这是以军法部勒井盐之生产经营，可算是‘军管’了！”

“抽课的比例，仿佛‘履亩科租’，官四、灶六。”

“当年的盐课收入，就达十数万两白银——明季银价本来就贵，云南产铜，更是铜贱银贵，十数万两白银，那真正是一笔钜数了！”

“第六，整肃军纪。”

“可望立法，‘如兵余小子有擅夺百姓一物者，立刻取斩；如该主不首，连坐；该管官失察，责八十棍。’”

“这绝不是说说而已！曾有刘文秀部小校于嬉闹之时，失手误伤民户二岁小儿致死，该管总兵判责该小校军棍四十，断烧埋银若干于民户。民户虽然悲痛，并无二话。可是，刘文秀知晓之后，大骂该总兵，传令将那个倒霉的小校，立即绑出辕门枭首，并将人头传送该民户。”

“如是，凡发兵征剿，所过道路，鸡犬不惊，百姓卖酒肉者路旁不断——时人有语，‘立法若是之严，故民得安息反富庶焉！’”

“第七，秣马厉兵，整军备战。”

“平定全滇之后，兵源大幅增加，乃征发数万民夫，修建大校场，日夕操练士卒，日日小操，每逢三、六、九大操。”

“军需给养方面，做的尤其出色。”

“孙可望亲手拟定：凡兵丁日支米一大升，家口月支米一大斗，生下儿女未及一岁者，月给半分，至三岁者如家口。”

“给马分三等：头号者，日支料三升；二号者，日支料二升；三号者，日支料一升。不时查验，瘦者责治有差。”

“安杂造局四所，不论各行匠役，尽拘入局中打造，凡兵之弓箭、盔甲、交枪之类，有损坏者，送至局内，挂下营头、队伍、姓名，三日即易以新什物。”

“每兵有家口者，每冬人给一袍子；无家口者，一袍之外，人给鞋袜各一双，大帽各一顶。”

“如此养兵，真正叫‘士饱马腾’了！”

“第七，一入滇，孙可望便亲祭孔子，然后，开科取士；同时，并赈济寒生，‘每人谷一斗焉’。”

“没过多久，文教渐兴。”

“此举，一方面为自己培养了人才，另一方面，那班田租收入减少的‘田主’们，也觉得终有出头的一日，对于‘履亩科租’，也就不为己甚，更加不会铤而走险了。”

“第八，笼络土司。”

“当地土司，只要效忠输诚，就可安于其位；土官虽然难御，奈何可望御之得法？可望治滇，非但再无沙定洲一类的叛乱，诸洞蛮还踊跃奋发，为官府输送了大量兵源。”

“桂林之役、衡州之役，都有大量土兵参战，且作战骁勇，悍不畏死，其所驱战象，对于来自北方的八旗兵，不论人、马，都尤具威慑，李定国两蹶名王，也有这班土兵的一份功劳！”

“这‘八管齐下’，不到两年，全滇便面目一新，乙丑——即顺治六年——元宵之时，昆明大放花灯，四门唱戏，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女入城观玩者如赴市集然！——明季以来，多年不见的太平盛世景象，居然在西南一隅之地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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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卓凡指画口述，侃侃而谈，口吻虽然还是一个“议论”的口吻，但和之前的史可法、阎应元不同，关于孙可望的这一大段，赵景贤几乎没有插什么嘴，关卓凡似乎也没有请他插嘴的意思——事实上，赵景贤就算想插嘴，也会有无从置喙之感。

顺治初年清、明对峙、彼此攻伐的那一段历史，迄于今日，整体上来说，仍旧是模糊的、混乱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忌讳，大西余部进入云南之后，做了些什么，对之后的大局，发生了什么影响，实话实说，赵景贤并没有一个很明晰的概念，非但如此，辅政王提及的不少史实，他根本就不晓得——

譬如，“履亩科租”官民如何分成？管理盐课的官员是何头衔？孙可望如何练兵？如何养兵？何时小操？何时大操？兵丁日支米多少？家口月支米多少？儿女支米多少？马分几等？各支料多少？“杂造局”以旧易新的期限又是几日？

等等，等等。

赵景贤自问还算“渊博”，我既不晓得，晓得的人，也就不会太多了吧？

辅政王呢？如数家珍！

因此，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