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者们又把目光投向了永历政权周边的势力身上。

没办法，这些穿越者们大胆而又细心，不羁而又严谨。关系到未来啊，无论是穿越前还是穿越后，他们研究了又研究，讨论了又讨论，一点点也没有给人轻松而写意的感觉。

1646年八月，张献忠率大西军五十万北上抗清，他实在受不了清兵的挤压式打法，蚕食式进攻，一天人口少点土地再退点，最后的结局就太明显了。

他组织起最后的办量来反攻但不幸于十一月二十七ri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军she中，“痛极而亡”。

“献忠死后，各营大乱”，顿时惊溃，伤亡惨重。农民军的特点全部都显现出来了，没有了领袖，你啥都不是。

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位将军在危难中收集残部数千、家口万余人，于1647年正月，向贵州进军，三月，连克贵阳、定番州、永宁州，“自是黔西诸郡望风瓦解”。

这次长征，是一次生死存亡的长征，也是一次胜利的长征。他们为这个时代增加了变局，也让穿越者们很是头疼。

怎么处理和管理他们，论坛上一直有不同的声音，各种建议。

在贵阳一处豪商的客厅里，四将军对大西军今后的出路和策略进行了商讨。会议隆重而又低调。

在会议上，孙可望提出主张：“至岭南，急则入海，跑他个娘滴！海外地方那么大，哪里还没有个活人的地方？”

以于这种右倾逃跑主义，遗命派李定国，则坚定地指出：“复明！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海外蛮荒之地也，岂可远离祖宗之地？”

李定国的坚定与张献忠的遗言有关……

面对清兵巨大的压力，“啪啪”，张献忠的国家大义感也回归了。

张献忠对明朝的态度有所改变了。他在死拼前夕对部将说：“明朝三百年正统，天意必不绝亡，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

当然你也可以称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开始上升为民族层面上，而不是阶级层面了。所以导致了张献忠的转变。

可拉倒，穿越者们对此种带着西方歪理邪说的观点嗤之以鼻。

当另一帮土匪顶在前面“抗击”清兵时，你咋不转变咧？那时候民族矛盾就不是主要矛盾咧？

非要等屠刀轮到自己身上时，你的民族矛盾论就出来了？

其实很简单，就是我想活命，还要活得好一点，比如当个领袖、皇帝什么的，你清兵让不让？！噢，不让，你们也想当啊，那就打！

死的都是明人老百姓，正义公理都是他们说了。

张献忠带有遗言味道的话是什么意思？

李定国深味其意：我们本来就做得不义，义，现在要是打不过清兵了，投降明还是可以滴，你看现在剩余那帮子明人政权现在都还是渣渣，我们去了结局未必能差，投清兵不行，他们摆明了是不给我们活路当然，如果我没有死，一旦赢了，你们就不用投降了，到时候看情况再说。

孙可望本来不同意李定国的看法，但众将一致表示：“吾辈唯安西将军所命。”右倾逃跑主义分子孙可望，见状只得收回己见，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也许那个民族将来少了一个文化认同的海外国家，将来这帮子人或可以打回明大陆，重新拯救一个民族，但这些都是穿越者们乱想的他们最终都留在明大陆，不是死就是投降了。

当时四将军设坛盟誓：“复本姓，尊可望，受约束。”

联明抗清之势开始形成。

但从事后的发展来看，这只是说说而已。有好奇者可以查一下有史以来设坛盟誓的诚信率是多少，那时你就明白了。

此时云南正值阿迷州土司沙定洲叛乱，明黔国公沐天波逃离昆明。这小子加税蛮重的，手法一点都不隐蔽。

他的副将龙在田早在张献忠谷城诈降时与孙可望相识，便派人向孙可望求援，告知：“假大义来讨，全省可定也。”

四将军认为这是扩大农民军辖地的好机会，便以为黔国公复仇的名义出兵云南。

沙定洲闻讯，惊恐万状，弃昆明南逃。这帮子土着也没少祸害昆明。

1647年四月，大西军开进昆明，“各民人户外俱设香案迎接”，其实谁来都一样待遇。

四将军马不停蹄进行分路平定，说服沐天波与农民军联合，宣布“共襄勤王，恢复大明天下”。

八月，四将军在昆明共同称王，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

他们仍然保持着农民军的传统：“每公事相会，四人并坐于上”，“然各营诸将赏罚，则一尊于可望”。

穿越者们心里清楚，后来发展的事实会证明，这种权力组织结构，只是伪minzhu形态，这不适合明大陆的国情。

1648年五月，定北王艾能奇在征讨东川的战斗中，中毒箭牺牲，所部为孙可望收编，但他的实力还是比不上李定国和刘文秀的实力。

八月，李定国、刘文秀破沙寨，生擒沙定洲，滇东全平。大军回师时，沐天波“顿首谢”，“滇人被沙氏害者皆以为快”。

四将军在云南期间，实行了恢复生产有利于民的政策，彝、白、壮、傣等族人纷纷参军，大西军扩大到“有众二十余万”，还增加了新武装——象队。仅李定国部“汉、罗亦逾五万”。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当年就出现了“滇南大熟，百姓丰足”，“兵民相安”的景象。

右倾逃跑主义分子孙可望随着地位提高，个人的野心逐渐膨胀。他竟然认为明王朝无可救要了，扬言说咱们自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