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转眼就到了王莽帝皇三年（公元22年）。刘秀从京师太学回家至今，已经整整有四个年头了。 在这四年间里，新王朝的最高领袖王莽，继续扮演着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角色，施行着复古改制的新政。 那时的新王朝四方边塞，新王朝与匈奴汗国等四方蛮族的矛盾，更加激化，相互攻打，边塞骚动不宁。 新王朝国内，王莽对前汉宗室贵族士大夫民众，残酷地搜刮打压，对新贵们百般纵容。 新王朝越发政令混乱，没有一刻的安宁。货币混乱，社会动荡；黎民饥穷，灾害连连。朝廷内外，危机四伏。生灵涂炭，民怨沸腾。 无辜无援的贫苦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骄奢淫逸的贵族富豪以及耀武扬威的大小官吏，也完全没有一点安全之感。 人人都惶惶不可终日，仿佛世界末日已经来临。 反叛的火种，早已经在天下各郡县不断地萌发，并开始四处蔓延，有星火燎原之势。 不仅仅是走投无路的贫苦百姓、流民、灾民纷纷沦为盗贼，四处抢劫求生。 就是小有资材的豪强大族，前朝刘氏宗室贵族等，也纷纷结营自保，组织家族武装，与官府和盗贼对垒，努力求存。 2 刘縯、刘秀兄弟，因为当初，都曾经在京师常安的太学学习过的缘故，眼界看法，超人一等，与常人并不一样。 他们兄弟，当初都曾经是，新王朝的士大夫里面，很认可王莽和他的改制的士大夫之一。 在刘縯、刘秀兄弟眼里，王莽并不是十恶不赦的大奸大恶之徒，曾经还是他们心中，锐意进取、兴利除弊的偶像。 虽然王莽有这样、那样的性格和品行问题，比如他刚愎自用，有些自以为是；甚至假仁假义，像个伪君子；他常常拼命地神化自己，维护他这个皇帝的威严，如此等等。 但在总体上，其实起初当政的王莽，还是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需要，锐意进取，大力改革西汉末年几位帝王的弊政，而获得了天下民心的支持。 最终，王莽依靠新兴贵族和大众的支持，凭借没有流太多血的宫廷政变，而夺得了汉朝廷的大权。 那时，王莽虽然违反了当时的礼教与皇权即位规则，但却顺应了当时天下的局势，满足了天下百姓的部分利益诉求，所以还是得到了人们的拥护。 王莽的改制，错在了只是一种城堡政治主导下的食古不化的革新。 那是一种由新的权贵阶层主导的，维护他们新贵小集团的根本利益的改制，而不是谋求天下大多数人利益的根本变革。 这样的改制改革，土地改制，释放奴婢，钱币改造等等，当然很难获得大多数官吏百姓的支持。 王莽一味地采取复古、崇古的对策，朝令夕改，也未能始终坚持他自己的正确改制方针和原则。 他实施的政策，也是混沌糊涂，没有注意改革的大节和节奏，以及轻重缓急，没有主次轻重之分，不能够因时而变，根据现实状况，解决实际问题，顺应历史潮流和发展的总趋势。 王莽常常只是在一些枝梢末节上做复古的文章，在一些末梢枝节的官名、地名问题上纠缠不休，念念不忘恢复旧时的理想制度。 而王莽手下那些赖以帮助、协助王莽实施改革政策的官僚阶层，又是那样的昏庸无能，贪婪自私，腐朽无比。 官僚阶层拼命借所谓的改制改革，去掠夺大众的财富，扩张自己的利益和势力范围。 最终，王莽不仅损害和得罪了新旧贵族势力，而且使天下普通民众，因得不到新政的好处，而深受其害，对新王朝大生不满、怨恨和抗拒。 终于导致，王莽倾注全部身心的改制革新，以惨淡收场，功亏一篑。 3 刘縯、刘秀兄弟，只要一想起王莽新王朝君臣，对最近发生的几件大事的处理，心里就愤懑不已。 这几件大事，最能够证明，掌握朝廷的新王朝大小官员们的无耻与昏聩，王朝决策机构的漠然与冷酷，迟钝与无能。 作为新王朝最高决策者的王莽，他的颟顸与昏庸，处事食古不化，没有伟大的政治家的宽阔胸怀和宏伟的气魄的行径，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天凤三年（公元16年）五月，长平观西岸崩裂，土石坠入泾水，阻塞河道，河水泛滥成灾，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 新王朝文武官员，不仅不思治理水患，拯救百姓，居然为此事异口同声地向皇帝王莽祝贺，谄媚，认为《河图洛书》所言，“用土填水”，预示着匈奴汗国即将覆亡。王莽对此，居然是深信不疑。 王莽对泛滥区百姓的苦难，置若罔闻不说，反而逆天行事，派军做进攻匈奴汗国的准备。 天凤三年（公元16年）十一月，翟义的党羽王孙庆，被官府捕获。 王莽居然不顾，自己一贯以大儒自称，以仁义道德自居的面目，凶暴地命令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同下手，残忍地把王孙庆剖腹剥皮，挖出心、肺、肝、脾、肾五脏，解剖其尸体，“度量五脏，以竹筵导其脉，知其终始，云可以治病”，以警示那些叛逆者。 王莽的残暴与苛酷，没有宽容气度、狭隘卑贱的心理，更加激发了人们的愤怒与怨恨。 对待匈奴汗国等非汉民族的政策，王莽的新王朝，又实行歧视与侮辱的政策措施。 王莽不断地挑起边疆地区的战争，因而引发了匈奴汗国的对抗和入侵，东北地区的高句〔gōu勾〕丽人，也大批地逃亡。边塞不宁，百姓流离失所。 天凤四年（公元17年）那一年，刘秀还在京师太学学习，六月间，王莽在明堂，举行大典，把象征封国的茅草与泥土，授予了诸侯王。 对贵族封赏事宜的处理，让王莽的信誉和支持度，最终跌入了谷底。 王莽亲自设置，有文采的石制几案，陈列菁茅和四色泥土，祭告泰山、国家宗社、后土和先代的祖父祖母，仪式隆重地对功臣，进行封授，赐予功臣们爵位。 王莽性格的劣根性，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充分表现了出来。 王莽一心羡慕，古代的制度，虽然多给功臣，赐封爵位，为人却实在吝啬小气，只是用空话、好话，来糊弄功臣。 王莽借口，帝国的土地规划没有确定，所以只是先授予功臣们，象征封国的茅土，用来安慰喜欢封爵的人，却没有给予他们，实实在在的封地和实惠。 王莽在奖励功臣上，犯下的空口许诺，不给实际利益的错误，促使当初那些，一心支持拥戴、支持他的人，大生怨恨之情，最终有了背离之心。 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八月，已经到了秋季，王莽亲自到京师常安的南郊，去祭祀天神以及各路神祗。 可是，王莽只是对天帝神灵虔诚，讨好神灵，而忽视了臣民的利益诉求和福祉。 为了表示自己，对天帝神灵虔诚，镇压反侧，王莽特意铸作了一个威斗，来显示自己的神威。 威斗是用铜掺进五色矿石，一块铸成的。它的形状象北斗，长有二尺五寸，王莽想以此，来诅咒和厌胜各地反叛的兵马。 威斗铸成以后，王莽就让司命整天背着它。王莽外出巡视时，就置于前头，让威斗先行。王莽回宫以后，就安放在御座旁边。 先前，为了拯救日暮途穷的新王朝经济，王莽听从国师刘歆等大臣的建议，特意设置羲和命士，负责督促和实行管理财政的五均、六筦制度。 为了保证五均、六筦制度的顺利实施，王莽下旨，每郡都选拔几个杰出的贤才，担任主持，负责管理财政。 那些负责管理财政的官员，却大都是富豪、大商人之家的人。 这些负责管理财政的官员，并没有像王莽所希望的那样，忠心耿耿地为新王朝谋利，而是打着皇帝钦差大臣的旗号，乘坐驿马车，往来全国，谋求自己的私利。 负责管理财政的官员，见这项工作有利可图，就乘机与郡县官吏互相勾结，设立假帐，欺骗朝廷。新王朝的国库未能充实，而百姓变得更加穷苦，怨声载道。 到了帝皇三年（公元22年），王莽再次下诏，重申五均、六筦（即六种专卖独占业务）政策，监督五均、六筦制度的实施。 每一项管理制度的下达，王莽总要亲自下旨，为它设置条规禁令，预防犯罪。违犯的人，罪重的，甚至可以处死。 正因为处罚太重，奸猾之徒与贪官污吏，结合的越发紧密。他们狼狈为奸，共同勾结起来，一同侵害百姓。百姓更加得不到平安。王莽为了弥补新王朝国库的亏空，却一意孤行，下旨实施。 王莽又下诏，命令上公及以下臣民，家有奴婢的人，一律补交奴婢税金。每一奴婢，居然要缴纳三千六百钱之多的税金。 天下愈发愁苦，无论官吏、百姓、士大夫，都是怨气冲天，对新王朝产生了背离之心。 纳言冯常，见五均、六筦，奴婢缴纳税金等法令法规，严重损害了大众的利益，使朝廷内外骚动不安，反叛蜂起，大为不安。 纳言冯常，就上书王莽建议，希望朝廷，能够撤销五均、六筦，奴婢缴纳税金等法令法规。 王莽见纳言冯常的意见，不合己意，勃然大怒，下诏把纳言冯常免职。 4 到了此时，百姓的徭役差役，也十分的繁重。种地农民，根本就没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和心思，去耕田种桑，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恰逢那几年，祸不单行，旱灾、蝗虫灾，又接连发生，百姓的灾难，也越发严重。苛捐杂税的繁多，更让百姓，无法活命。 新王朝的司法制度，更是一片黑暗，诉讼和监狱中在押的囚犯，长久都不能结案，得不到公正的处理。 新王朝的法令，琐碎苛刻，已经多如牛毛。百姓动辄，就会触犯法网，被抓入监牢。四处逃亡流浪的人，数不胜数，最终成为了流民、盗匪。 保护小民百姓的最后一道司法屏障，最终却成为了残害百姓、荼毒生灵的利器。 官府对百姓们的上访和抗暴，如临大敌，官吏们用各种残暴的手段，建立官府的威严。 官吏们利用王莽颁布的各种朝廷禁令，巧取豪夺，大张旗鼓，明目张胆地，侵占吞并民间及官府的财产。 最终恶性循环，老百姓的生活，越发穷困，新王朝的赋税越发减少，国库更加空虚。 结果，无论是京师长安三辅，还是各郡国，稍稍富有的人，也不能够保护，自己的财产和生命。 穷困无助的平民百姓，更是赋税沉重，饱受勒索敲诈，更加不能够活命。 到了最后，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成为流民、盗贼，或者投靠豪族大姓，成为豪族大姓的荫护户，以求生存。 天下官吏百姓、前汉宗室士大夫的背离之心，更加强烈，反叛抗暴行为，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