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南阳郡的豪族大姓，除了以上特征以外，还有以下五个，非常有名，而且不得不说的显著特点。 第一个著名的特点，就是南阳郡一带的豪族大姓，大都卓有见识，重视学问，以书香门第，出仕做官为荣。他们的子弟，也大都有，游学京师太学出仕之风。 西汉王朝之时，学子们读书，实际上非常不易，除了《孝经》、《论语》等典籍，篇幅较小，家家可藏可读以外，“五经”外加各家的经解，大都有几十万言。 而那时的书籍，还大都是以竹简、木牍为主，帛书昂贵又少，以至于一部经书，几车也装不完。 南阳一带的贵族豪族大姓，他们的子弟，只有去京师长安，拜名师授教才行。 同时，游学京师长安太学，也是他们接受正规教育，结交才俊，观察朝廷动向，历练才干，接近上层，登上和投身仕途的终南捷径，甚至是一条必经之路。 南阳豪族子弟刘縯、刘嘉、刘秀、朱祐、阴识、邓禹、刘隆、张堪、朱岑等人，都曾去长安游学，学习过《尚书》、《诗经》等五经典籍。 渐渐地，那些进入太学学习的豪族大姓子弟，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 这一政治势力，是跨地域性的，彼此间，有共同的语言、兴趣、爱好、甚至共同的性格，有着共同的追求和目标。 比如，邓禹曾经，千里迢迢地追投刘秀；冯异独降刘縯、刘秀兄弟；北州将领，在刘秀面临绝境之时，依然毫不犹豫地带来一支支劲旅，投奔刘秀；甚至于，还有很多豪族大姓子弟，舍弃自己的家业，家破人亡，参加聚义，竟然也无怨无悔。 这些举动，都与他们这些人，志同道合、有着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诉求有关。 就是以这种共同的理想，加上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的影响，形成和组织起了一支，浩浩荡荡的讨伐王莽的强大军队。 他们在战场上，也表现出了强悍、顽强的战斗意志，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为了共同的理想，他们情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而且，与刘秀求学经历、人生经历都十分类似的很多儒生士大夫，也大都数具有治国之才。 比如，邓晨、李通、耿纯等人。他们起初，虽然都没有，任何为官的行政经验，但初当郡守，都能体察民意，赢得民心，发展经济，稳定大局，考级第一。 2 第二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大宗嫡长子的权威。 首先表现在，豪族族长、家族首领、长房长孙，享有绝对的权威，尤其是家族财产的支配权，和部众军队的指挥权。 豪族首领，一般都是家族大宗的长子长孙。长子长孙，在祭祀和继承权上面，都享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长子长孙，甚至可以拥有，家族大部分的财产，享有对家族部众，以及财产支配的权力。 比如舂陵侯刘敞，就是舂陵侯家族的大宗和族长。舂陵侯刘敞，就以谦俭好义而著称，他把父亲当初，留下的金宝财产，分给家族的诸位堂兄堂弟，深得时人赞誉。 郭皇后（郭圣通）的父亲郭昌，也曾经以让田宅财产数百万，分与其异母弟，而赢得世人的称赞。 可见，长子长孙、豪族族长、家族首领等，具有特殊的支配财产的地位。 而刘縯、刘秀兄弟，起兵之时，却因为不是舂陵侯家族的长房长子的缘故，家财非常稀少，称得上是，家无十户之资。 其次是，家族的长兄长孙，在整个家族中，也拥有绝对的权威和影响力。在家族长兄长孙的带领下，族人宾客，也心甘情愿地与之，生死与共。 再次是，就是兄死子承，从弟们也很难继承，兄长的家业和事业，而是有大宗的嫡长子、嫡长孙继承。 比如后来，当刘秀在平定北方割据势力的战事中，突然失踪，生死未卜之时，众人首先想到的，并不是立即去寻找，刘秀的儿子之类的合法继承人，而大家首先想到的，竟然是立即派人，去南阳宛城，迎接刘秀的大哥刘縯的未成年的儿子刘章和刘兴，让他们兄弟俩，成为家族军队的新主人。 就是对大哥刘縯，亲手创立的六部子弟兵，刘秀作为刘縯的小弟，其实对大哥刘縯直属的六部兵，也并无太大的影响力。 甚至，刘秀对大哥刘縯的六部兵的势力，也有些无可奈何，无计可施。 刘縯死后留下的南阳六部兵，在日后刘秀，统一天下的征途上，反而成为了刘秀的劲敌之一，就是这个道理。 刘秀的二姐哥邓晨，也因为不是邓氏家族的长房长孙的缘故，而无法担负起，组织和领导邓氏家族，家族人马的职责。 邓氏家族家族人马的实权，却掌握在属于长房长孙的邓晨的堂兄之子邓奉的手里。 邓奉后来被大司马吴汉所逼，反叛刘秀，主要依仗的，就是邓氏家族自己的宗族人马。 这都是由于汉代，所谓的“文家之礼”的原因造成的。 3 第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南阳豪族大姓，好理家、善理财、兼顾农商，富和廉，相辅相成。 所以，南阳豪族大姓在地方上的人望，大都很高，大多不是为富不仁，浪得虚名或者沽名钓誉之辈。 史学大家司马迁，也曾经在他的《货殖列传》中，竭力称赞南阳人经商的雍容大度，讲究信用，童叟无欺。 司马迁赞扬说道： “宛（南阳）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博得了游闲公子，乐施好赐的美名）。 然其赢得过当，愈于纤啬（胜过吝啬小气的商人），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南阳郡的孔氏家族，以铁冶为业，修水利，通诸侯，慷慨经营，南阳人都纷纷效法他们。 司马迁《货殖列传》，总结汉代商人致富时的经验说道： “廉贾归富。”意思是说：不贪一时之利、讲究信用的商人，能多赚钱，而终久致富。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商人，虽然大多，是逐利之徒，但却也有讲诚信承诺的优良历史传统。 商人经典著作《陶朱公经商十八法》也称：“廉贾经商，取利守义，诚信无欺、货真价实、称准量足。” 4 第四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关东南阳的豪族，普遍孝廉。民风与士风，质朴谨厚，孝悌仁义，扶微助困，爱仗义疏财，财富能聚能散、慷慨大度，穷奢极欲者罕有。 为富而仁，是当时的民风。以刘秀的外祖父樊重等人，为典型代表，都是一些，十分生动鲜明的例子。 樊重“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 樊重父子的典型事例，就是“其素所假贷人间数百万，遗令焚削文契。责家闻者皆惭，争往偿之，诸子从敕，竟不肯受。” 这些家族，他们后来，成为刘秀复兴汉室的社会中坚力量，实在是功不可没。 这在古代中国，也属十分罕见的现象。同明末人极度的自私自利，贪婪放纵的腐朽现象，大不相同。 腐败则无能，贪婪则自私自利无度，这也往往意味着，国家与家族的衰落与灭亡。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讲富和仁的关系时，也讲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 在这种情况下，两汉之交，以豪族大姓为核心的地主武装队伍，之所以能够所向披靡，就是因为他们的队伍，几乎汇聚了天下所有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杰出人才。 当然到了最后，他们的组织力、战斗力和影响力，都远非赤眉、绿林等流民军，能够可比。 赤眉军、绿林军等流民军，毫无成功希望的说法，并不是完全没有一点道理的。 5 第五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豪强大姓们的家族意识，非常浓厚，又崇尚名节，人人都有血性之勇，喜好争讼。 争讼不过，则报私仇，甚至冤冤相报。有了委屈，他们就散财结客，报仇雪恨。 汉代的宾客，受惠于主人，为报私恩，愿以性命相搏。官方经学，也倡导复仇，对血亲复仇的判决，法律往往是做，宽大处理。 复仇是当时的民风，甚至从官府官吏，蔓延到了民间的庶民百姓。 赤眉起义，最初就源于吕母，为子雪恨，杀吏复仇；刘嘉、刘玄诸兄弟，也是因复仇杀吏，而亡命天涯。 汉代复仇主义，宣扬果敢勇烈的风尚，激励人们，自强自励，有其积极意义。 当然，私相复仇这一点，刘秀并不十分赞同，后来更是下旨，严令禁止，这是刘秀比其他人，更加高明明智的地方。 登基以后，刘秀优待，当初杀兄的仇人朱鲔等人；他多次宣布，可以赦免，敌对的首领隗嚣、公孙述等人；对违背国法，报私仇的人，他大兴牢狱，严厉查处，报杀刘恭的案件。 刘秀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建立一种，较为公正公平的，以法治国的环境氛围。 6 积极问政，关心民生疾苦，一向也是西汉时期以来，太学生们的一种优良传统。 何况这些太学生们，将来有机会，在朝廷或者地方上做官，去从事各种行政工作。不关心朝政和百姓疾苦，怎么能行呢？ 太学生们的这些优良传统，也养成了刘秀，关心时事和民生疾苦的优良习惯，也是刘秀登基以后，非常重视太学建设、以柔治国、关心民生疾苦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在太学游学之时，刘秀就已经表现出了他的聪颖、勤奋、与众不同的政治敏感性，以及过人的政治见识。 刘秀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洞察力，是太学的同窗们，都非常认可和赞赏的。 7 在《东观汉记》之中，作者是这样，客观地评价刘秀，在常安太学的那段学习生活的。 “资用乏，与同舍生韩子，合钱买驴，令从者僦，以给诸公费。 大义略举，因学世事。朝政每下，必先闻知。具为同舍解说，高才好学。 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 时会朝请，舍长安尚冠里，南阳大人，往来长安，为之邸，暗稽疑议。” 就是说，每当有什么重要的官场变故，或者朝廷有什么重大的政策、法律法规的出台，刘秀总是最先去打听了解，然后回到太学宿舍，讲解给同窗们听。 8 就像如今的大学宿舍里一样，美女、赚钱、逸闻趣事、国际国内大事、球星影星、丑闻杂碎，都是大学生交谈热议的主题。 无论是“茶话会”还是“醇酒会”，大学生谈论的话题，常常都是包罗万象，海阔天空，天南海北的。 如果哪位同学的人气很旺，观点新颖独特，标新立异，发人深省，他一定是这方面的权威，拥有无数的粉丝。 刘秀在太学的生活，也与此类似。